1981年我再次走進會賢堂時，是拜訪《北京青年報》的副刊編輯譚深女士。她為我編發的小文《游絲》，是我在報刊上發表的處女作。她家住在二層，就是那臨水包間中的一室，她的先生李楯（法學家）和我略有寒暄。後來我才知道，李楯的父親是畫家、美術教育家李瑞年先生，是吳先生的鄰居，也是同事。藝師的美術專業後來並入我曾就讀的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成為美術系，李先生出任系主任。在李瑞年遺作展上，我留步欣賞多時的一幅油畫《金銀藤》，畫的就是會賢堂院內培育的植物。
第四幅，據我判斷是萬壽寺。雖是寫生，但非常嚴謹，橋欄、瓦檐等處畫得相當精細，虛實處理、水分的控制也特別得當。此寺地處西直門外高梁橋西，曾是慈禧西去頤和園途中的一處行宮，後曾為東北難民子弟學校（或許老舍筆下拉車的祥子也跑過寺前這條路，拉的是清華或燕京大學的某位教授），一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籌備處，最終的用途是北京藝術博物館。
四圖四景，現在的讀者，即便是美術愛好者和吳先生的粉絲或研究者，也未必能說清究竟了。我的喜歡，一是它們能勾起我的記憶，二是水彩畫本身，不是哪個畫家都能畫得來畫得好的，它帶有輕音樂般的特點。我想，如果據此製作一套明信片，應該不會滯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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