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7日電／我國自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不僅成功地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的衝擊，而且有效地推動了結構調整升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9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可至今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解並不一致：有人將積極財政政策等同於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人將我國的結構性減稅等同於供給學派的減稅。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取向究竟為何？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就此問題進行討論。
著力點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
■ 積極財政政策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改善結構更好地滿足需求，進而拉動需求。
經濟學家通常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中性、緊縮等三種類型，“積極財政政策”是由中國政府最早提出，西方經濟學教科書裡沒有這概念。一個時期以來，不少人將積極財政政策等同於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看法顯然是不對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立足於需求側，旨在擴需求；而積極財政政策則著力於供給側，目的是改善和推進供給。
我們知道，上世紀30年代前，經濟學家所推崇的是“財政健全原則”，主張政府以收定支，財政不得列赤字，而且年度預算要平衡。1929年至1933年西方國家發生經濟大蕭條後，政府為了刺激投資，財政開支劇增，導致政府預算普遍出現了赤字。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又從理論上為赤字預算提供了支撐。
上世紀4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漢森提出了“補償性財政政策”，主張財政政策應該交替擴張或緊縮。在經濟蕭條期，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開支，增加社會總需求；在經濟繁榮期，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縮減政府開支，降低社會總需求。漢森指出，雖然經濟蕭條期財政有赤字，但經濟繁榮期財政有盈餘，用後者盈餘彌補前者的赤字，從整個經濟周期看，財政預算是平衡的。
可以看出，無論凱恩斯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漢森的補償性財政政策，重點都在需求管理。而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重點卻在供給管理。這裡有個問題想問讀者：1998年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何要選擇投資基礎設施？也許你會說，當時基礎設施是我國經濟的短板。不錯，那時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確是為了補短板。可補短板是供給管理還是需求管理呢？你會答是供給管理對不對？
再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提出了四項舉措：適度提高赤字率；更大規模減稅，堅持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並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有效發揮地方政府債券作用，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毫無疑問，以上四項舉措都是結構方面的措施。由此見，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確實不同於凱恩斯和漢森的政策主張，其著力點側重於供給端。雖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客觀上也有擴大需求的效果，但目標取向卻是針對結構而不是總量。說得具體些：積極財政政策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改善結構更好地滿足需求，進而拉動需求。
進一步分析，一國經濟協調發展不僅需要總量平衡，更需要結構平衡。總量平衡不一定保證結構平衡，但結構平衡卻有助於總量平衡。舉大家熟悉的例子，前些年國內庫存增加，產能嚴重過剩，從總量看說明國內需求不足；可同時國內消費者卻舍近求遠購買大量境外商品。何以如此？真實的原因，是國內供需結構失衡。如果供給結構能適應需求變化，國內需求就會增加。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擴內需。
主要手段是減稅而非發債
■ 對調結構來講，擴大政府投資不如擴大企業投資。擴大企業投資，政府就得減稅。政府加稅不如發債，發債不如減稅。
前面已經分析過，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是為了從供給側支持調結構。而對政府擴大投資來說，有兩種方法，一是赤字預算(發行公債)；二是加徵稅收。這裡需要討論的是，政府發債與加稅的效果有何區別？或者說政府在發債與加稅之間應該作怎樣的選擇？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從經濟學說史上的一樁公案說起。
19世紀初，拿破侖揮師南北、橫掃歐洲，為了共同對抗法國，英國組建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為支持盟軍，英國每年需對外援助巨額軍費。圍繞如何籌措軍費，當時英國國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焦點在於，軍費是通過加稅籌措還是通過發債籌措？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發債；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加稅。
馬爾薩斯分析說，每年軍援若需2000萬英鎊，英國平均每人需捐納100英鎊。若採用加稅方式，居民每人就得從自己收入中節約100英鎊，這無疑會減少國內消費，導致經濟緊縮。但如果選擇發債，由於國債當年無需還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這100英鎊的利息，若年利率為5%，則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鎊的稅收。如此，居民消費可大體保持不變。
李嘉圖認為，發行公債與加稅的區別，僅在於公債要償付利息。政府若不選擇加稅，居民當年雖不必繳100英鎊的稅，但政府就得發行2000萬英鎊的國債，而國債最終要靠徵稅償還，那麼來年就得多征2000萬英鎊的稅。正因為今天的國債是明天的稅，於是李嘉圖推論說，為了應付日後要加征的稅收，人們不得不提前儲蓄，結果也會令居民消費減少。
對李嘉圖的分析，也有不少經濟學家不贊成。有學者反駁說，假若政府發行的不是短期國債而是長期國債，居民當前消費就不可能減少。因為長期國債償還有相對長的延付期，而每個人都不會長生不老，要是人們意識到死亡可以逃避將來的稅負，他們怎會壓縮當前消費呢？而且還有學者用消費信貸作例證，證明李嘉圖的觀點不成立。
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巴羅發表《政府債券是淨財富嗎》一文為李嘉圖的觀點作辯護。他指出：由於人類具有關懷後代的動機，所以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對將來的稅負往往寧願自己承擔也不會推給後代，即便有人知道自己活不到償還國債的那一天，也會減少自己的開支而為後代先將100英鎊儲蓄起來。既如此，發債與加稅並無實質區別，兩者皆會減少現期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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