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與巴羅的推論，經濟學稱為“李嘉圖—巴羅等價定理”。我的看法，若政府只是一次性發債，此定理無疑是對的；但若不是一次性發債而是持續發債，該定理未必成立。因為持續發債政府可以用新債還舊債，無需立即加稅；而政府不加稅，也就不會減少居民當期消費。想想銀行吧。銀行吸收存款其實也是向儲戶發債，存款到期需還本付息，可銀行為何能將存款用於貸款？原因是銀行持續吸儲，可以用新存款償還舊存款。
據此分析，政府要擴大投資，加稅不如發債。如果再想深一層，比如把企業投資加進來考慮，將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作比較，財政政策應該怎樣安排？有一點可以肯定，政府發債或者加稅會擠占企業投資，而減稅卻在增加企業投資的同時會減少政府投資。也就是說，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會互為消長。可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發債、加稅、減稅之間又該如何取舍呢？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企業既是生產主體，也是市場主體。與政府相比，企業對市場信號反應更敏感，這樣對調結構來講，擴大政府投資就不如擴大企業投資。而要擴大企業投資，政府就必須減稅。若將此引申到政策層面，可得出的結論是：政府加稅不如發債，發債不如減稅。據公布的數據：今年安排的預算赤字僅比去年高0.2%，而減輕稅費近2萬億元，這正好佐證了上面的結論。
重點是結構性減稅而非全面減稅
■ 中國的減稅不同於供給學派的減稅。我們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要減稅，但重點是結構性減稅。
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減稅，但卻又不同於供給學派的減稅。供給學派減稅的理論根據是“拉弗曲線”。此曲線說：當稅率低於一定限度，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但若超過這一限度，提高稅率反而會減少政府稅收。對個中原因拉弗的解釋是，過高的稅率會抑制經濟增長，令稅基縮小，而稅基減少政府稅收會減少；相反，當稅率過高時，減稅則可刺激經濟增長，稅基擴大，政府稅收會增加。
要指出的是，拉弗主張的減稅是全面減稅，而實行全面減稅在操作層面至少有兩個難點：一是最佳稅率如何確定；二是稅率高過最佳稅率後減稅是否一定能增加稅收。關於最佳稅率的確定，拉弗曾分析說：當稅率為零時，政府稅收是零；當稅率為100%時，政府稅收也是零，故最佳稅率在零與100%之間。可在零與100%之間具體怎樣確定拉弗卻沒說，其實不是他不想說,而是他也說不清楚。
一個國家的稅負水平，是指稅收總額在GDP中的占比。據相關國際組織對47個國家和地區宏觀稅負水平的測算，2008年23個發達國家的稅負水平平均為27.7%，最高為47.1%，最低為14.6%；而24個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2.7%，最高為37.7%，最低為16%。各國差異如此之大，恐怕誰也不知道最佳稅率是多少？問題在於，不知道最佳稅率，政府怎知道該不該全面減稅？
最佳稅率難以確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便知道了最佳稅率，減稅能否增加政府稅收也不一定。讓我們以所得稅為例作分析：政府徵收所得稅的多少，取決兩個因素：一是利潤(應稅所得額)，二是稅率。假定某企業投資2000萬元，利潤率10%，則企業利潤是200萬元。若現行稅率為25%，則政府稅收為50萬元。現在再假定最佳稅率是20%，根據拉弗曲線，政府就應將稅率從25%減至20%。
減稅的結果會怎樣呢，拉弗認為隨著企業投資擴大，利潤會增加，於是政府稅收會增加。理論上不否認有這種可能，但拉弗只是講對了一半。事實上，投資增加並不等於利潤(應稅所得額)增加，兩者不是一回事。經濟學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說：當企業投資達到一定規模後，再增加投資邊際收益會下降。一旦利潤率進入下降期，企業增加投資，政府的稅收卻不會增加。
還是用上面的例子。政府將稅率從25%減至20%，政府當年減少稅收10萬元，企業可增加10萬元投資，這樣總投資擴大到2010萬元；由於邊際收益率遞減，假定利潤率從10%降為9%，則企業總利潤為180.9萬元，若按最佳稅率20%徵稅，政府稅收為36.18萬元。如此一來，政府稅收與減稅前比不僅沒增加，反而減少了13.82萬元。
可再換個角度思考。企業什麼時候減稅呼聲最高？當然是經濟蕭條期。經濟蕭條意味著生產過剩，此時減稅固然可刺激投資，但若供給結構不變，擴大投資對過剩不過是百上加斤。企業過剩產能不去，利潤不可能增加。利潤不增加，怎可斷定全面減稅能增加稅收呢？由此看，供給學派的理論不可簡單地照搬。我們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要減稅，但重點應是結構性減稅。
從現實觀察，中國的減稅確實不同於供給學派的減稅。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政府開始減稅，近10年我們一直堅持結構性減稅。前不久國務院公布了今年的減稅方案：製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6%降至13%；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0%降至9%；生活性服務業保持6%的稅率不變。對同一行業，此次減稅是普惠性的；可對不同行業，減稅卻是結構性的。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王東京（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