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如果得不到及時和有效的管控和遏止，恐怕會成為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甚至中美“冷戰”的開端。從理論上講，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很可能導致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的程度下降。而中美經濟聯繫的大幅減少以及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的激烈競爭，則很容易推動兩國走上政治和軍事對抗的道路，從而開啟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甚至“冷戰”的局面。這將對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產生深遠影響，也將改變整個國際戰略形勢。對於中國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出現，雖然不至於徹底打斷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進程，但對這個進程必然會形成嚴重的干擾和牽制。
三、中國的應對之策
面對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所帶來的嚴峻挑戰和戰略壓力，中國需要沉著冷靜、保持戰略定力，在深化國內改革、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以更加開放、包容、自信的姿態面對國際社會，同時加強危機應對準備，推進地區安全合作，調動一切有利因素牽制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轉向，力爭在競爭中維持中美關係大局穩定。
一是保持戰略定力，穩住中美關係大局。
雖然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把中俄列為美國三大類別的戰略挑戰之首，但實際上，美國要想有效地應對其他兩大類別的戰略挑戰，即朝鮮、伊朗這樣的“流氓國家”和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沒有來自中俄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在實踐中，美國在處理伊核、朝核等許多國際熱點問題時，都離不開中國的合作，將來中國越是強大，美國就越需要同中國進行合作，況且中美在朝核、反恐等問題上也面臨共同挑戰，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因此，儘管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將上升，雙方進行戰略協作的需求也在增大。而且，隨著中國不斷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將更加需要中國的配合來共同應對全球性的風險和挑戰。
所以，對於中國而言，關鍵是要保持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確保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各方面的持續進步。畢竟，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就無法贏得任何戰略競爭。同時，中國要在競爭中讓美國充分認識到，中美合作能夠使美國受益，中美對抗則會給美國造成損失，而且中美合作給美國帶來的收益，遠大於雙方交惡給美國帶來的收益。此外，即使今後中美關係再度波折，中國也應該盡力確保至少在工作層面保持與美方的溝通交流和建設性協作，其目的就是防止誤解誤判，完善危機管控機制，妥處分歧，維持中美關係大局穩定。
二是深化國內改革，以更加開放的姿態面對國際社會。
面對特朗普政府來勢洶洶的對華“貿易戰”和其他領域的挑釁，如果僅僅是簡單的“以牙還牙”、“硬碰硬”式的反擊，那麼在客觀上恐怕只會加速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的形成。要想化解“貿易戰”，防止其觸發中美全面戰略競爭，或者將其影響和損害降至最低，中國需要在深化國內改革、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以更加開放、合作、包容、自信的姿態面對國際社會。
在對內方面，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各地區均衡發展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努力擴大內需。在對外方面，中國需要進一步擴大和優化對外經貿關係，尤其要改變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局面，通過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政策，推進國際經貿合作，開發其他市場，並歡迎其他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同時，中國要繼續對外資持開放和歡迎的態度，實施能夠鼓勵和吸引更多外國投資者來華投資興業的政策措施。比如，中國政府於2018年4月明確，將通過一段過渡時期，逐步取消外資持有中國汽車行業的企業股份比例限制；中國還將於2018年11月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諸如此類的舉措，都是以“開放、包容”有力回應美國“保守、封閉”的實際行動，都將進一步展現中國和平、合作、開放、包容、自由、自信的良好大國形象，增強中國和世界在經濟上的互惠互利關係。
三是加強危機應對準備，推進地區安全合作。
對於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戰略”，中國有必要予以密切關注和及時研判，但也不必過分擔心。美國從國際多邊談判中退出，日本經濟發展乏力，印度經濟的真正崛起為時尚早，況且所有這些國家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都是國內發展問題。歸根結底，以前中國國力比較弱的時候，其他國家可以圍堵和遏制中國。現在中國各方面快速發展，具備如此大的經濟體量和國際影響力，已經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成功地圍堵和遏制中國了。但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大陸需要高度警惕。今後，在中美關係中，一旦朝核、經貿、南海等其他問題暫時緩和，美國就很可能再度操作台灣問題，掀起中美關係的波折；美國還可能以台灣問題為籌碼，逼迫中國在經貿等其他問題上讓利。
對此，一方面，中國大陸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美對台鬥爭和應對危機的準備，特別是針對美國台海政策調整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預先劃出明確的底線，積極做好應對美台製造各種危機的預案，其目的就在於防止美國在“一中政策”上不斷“切香腸”，逐步逼退中國大陸方面在台灣問題上的“紅線”，最終引發中美之間的重大危機。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向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服務，推進與有關國家的軍事和安全合作，厚植國際人脈，增進與地區國家的政治和軍事互信，培育地區共同安全理念，塑造有利於亞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戰略態勢。
具體而言，在深化地區合作方面，要注重並行推進安全合作與發展合作。在安全合作上，要在有效管控與有關國家領土主權爭端的基礎上，擴大與地區國家的防務安全合作，特別是加強與有關國家在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在發展合作上，要充分發揮中國的經濟優勢，主導和推動一系列地區經濟合作，切實落實“一帶一路”的具體專案，做大地區各國的共同利益。其目的就在於，讓有關國家看到與中國合作管控領土主權爭端、維持地區和平穩定、實現共同發展的美好前景，從而與地區國家重建戰略互信，釋放這些國家對華大規模經濟合作的政治意願，進而將本地區的政治主題由美國主導的“地緣戰略競爭”轉變為由中國主導的“合作與發展”，逐步實現亞太地區地緣戰略格局的重大轉換。若今後地區國家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顯著上升，安全上與中國的合作持續擴大，政治上與中國的互信不斷增強，美國的“印太戰略”就很難實現其在更大地緣範圍拉攏更多國家圍堵遏制中國的目的。
四是充分調動美國內部有利因素，牽制美國對華政策全面轉向。
客觀上講，中美關係包含了多層次、多領域的複雜關係，兩國在某些問題上存在競爭，在另一些問題上又保持合作。美國國內也有許多不同的利益集團，有的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存在分歧和利益衝突，卻在另一個問題上需要與中國進行合作。美國政府和資本集團之間，以及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不同的資本集團之間，利益和政策傾向也往往不盡相同。因此，雖然目前特朗普決策團隊中的“鷹派”抬頭，美國對華政策開始轉向，但美國國內仍有穩健派，有不同的聲音。同時，特朗普政府的相關政策調整，將導致經濟利益在美國國內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重新分配，所以會有人支持，也會有人反對。比如，特朗普政府叫囂對華“貿易戰”的同時，美國國內就有不同意見，經貿和農業領域的不少利益團體對可能發生的中美“貿易戰”憂心忡忡，擔心自身利益受損，因而表達強烈反對，美國國會內部也有不同聲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本人和其政府高級官員在“貿易戰”問題上的說辭也開始搖擺。
因此，中國需要更加注重做美國內部的工作，尤其是加強對相關政府機構、國會議員以及大企業大財團等利益團體的聯繫和遊說，同時在政府工作層面保持與美方的有效溝通，盡力爭取相關利益團體在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內部牽制作用。此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也不見得是鐵板一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也未必在所有問題上都一面倒向美國，大多數國家還是支持自由貿易的。與這些國家加強交往與合作，將有助於孤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減輕美國對華政策大調整給中國造成的戰略壓力。
註釋：
①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②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③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46.
④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17.
⑤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18-19.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6月號，總第24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