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經濟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逆風，全球治理供不應求、赤字增大。
一方面，中國堅持順應并完善經濟全球化，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在內的全球治理，重點以“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世界發展與進步；另一方面，西方大國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逆流汹湧，特朗普總統奉行極端自私的“美國優先”，接連退出《巴黎協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擬大幅削減聯合國經費預算，出台自我中心、唯利是圖的稅改與移民政策，針對主要貿易夥伴一再以“貿易戰”相威脅。
三是社會信息化進入智能化新階段，新科技革命日益深刻影響人類社會。
2017堪稱人工智能開始大顯身手的“元年”，穀歌“阿爾法狗”完敗圍棋世界冠軍，各方競相加大AI研發投入，新科技與新工業革命蓄勢發力，有望成為驅動世界經濟持久增長的新動能。大國高科技競爭爭先恐後，中美科研競賽你追我趕。互聯網在將全球“一網打盡”的同時暴露出網絡安全的脆弱性，網絡病毒與黑客攻擊防不勝防，網絡新媒體與自媒體大有“顛覆”輿論民意既有格局之勢，而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也潛伏著生產方式與國家安全發生異化突變的風險，包括對人口就業、產業結構乃至戰爭形態的潛在衝擊。
四是文化多樣化更為強勁，發展模式與軟實力競爭“西方不亮東方亮”。
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曙光與衝突陰影交織，非西方發展模式不斷走強。中共十九大全球矚目，“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道路”影響倍增。中共主辦的首次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盛況空前，來自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雲集北京，交流治國理政經驗，探討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與此同時，自身亂局重挫西方模式的影響力，西方精英對此不是自我反思，而是對外尋找替罪羊，別有用心地指責中國與俄羅斯以所謂“銳實力”（其實就是軟實力）對外擴大影響，并將“中國威脅論”花樣翻新。
五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多元化加快，非國家行為體影響躍升。
非國家行為體形形色色、亦正亦邪，政府權威及國家安全經受考驗，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面臨侵蝕。禍害中東三年多的“伊斯蘭國”雖然土崩瓦解，但其他國際恐怖組織仍然猖獗。高科技跨國公司不僅富可敵國，而且日趨活躍於國際舞台之上，美國的穀歌、微軟、臉譜、亞馬遜、蘋果等更是能量驚人，而中國的阿裡巴巴、騰訊也以其支付寶、微信加速重塑商業模式與社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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