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巴西工業布局深受咖啡產業的影響，曾經的咖啡種植中心仍是巴西的工業核心地帶。1907年，盛產咖啡的聖保羅州和聯邦區的工業產值占巴西工業總產值的49%，1920年升至52%。這種高度集中的工業布局很不合理，造成了巴西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
再次，咖啡經濟導致巴西形成“咖啡寡頭”政治。擁有巨額財富的咖啡種植園主通過操控大選，與政界結盟，掌控了全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大權。例如，1894—1930年，巴西總統全部來自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米納斯吉拉斯州這一“咖啡三角區”。
最後，過度依賴出口咖啡的單一產品制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加深了巴西經濟的依附性和脆弱性。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大危機沉重打擊了巴西咖啡經濟，繼而引發國內反對“咖啡寡頭”政治的運動。1930年瓦加斯通過政變上台執政後，實施民族主義經濟政策，開啟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歷程。50年代中期，巴西的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工業體系初具規模。但是，由於沒有鏟除傳統農業的大地產制，農村舊的政治、經濟結構變化非常有限，工業發展缺乏內部需求和動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