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應該進行科學咨詢，特別是兩院的院士，這一群體要客觀、公正、實事求是，不是僅僅解讀領導講話，還要給出“證明”，而且不是僅僅證明如何正確、如何英明，還要提出可能有哪些負作用，可能帶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又該如何應對，如何進一步發揮良性作用，如何規避風險與損失。這些也正是決策者最為關心的咨詢項目。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禮儀文化，尊重上級，尊重領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也有一些害怕領導、不敢提出不同意見的情況存在。但是既然要做智庫，就應對智庫報告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承擔責任，正如竺可楨所言“科學是只分是非，不計利害的”，老一輩科學家就是這樣只講是非，不計個人得失。
《院刊》： 除了院士群體，如何發揮中國科技界的整體力量使其在做好本身的研究和實踐工作外，積極為國建言獻策？有何渠道，未來制度設計應該怎樣？
徐匡迪： 這個問題非常好，院士群體作為智庫對國家非常重要，但仍然需要整個科技界對國家發揮智庫的作用。
在咨詢工作之中，院士群體的優勢往往是站在學科的制高點上，看問題比較遠，有全球視野。但是院士由於他所處的特殊地位，又往往不太了解國內“草根”的情況。兩院應當在咨詢過程中，注意到基層的“草根意見”，所以過去我負責的咨詢課題組中，都要求至少包含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年輕人剛從學校出來，可能他們家裡就在基層，這樣對情況的了解就比較直接。
所以在咨詢隊伍裡、智庫裡，除了兩院院士及其主要助手之外，還應該有年輕的研究人員參與。年輕人對社會和現實比較靈敏，接觸網絡、接觸全球的機會也比較多。同時，年輕科學家也應該積極參與到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中、智庫的決策支持中。現在除了國家的大的咨詢項目外，各個咨詢單位也有自選的課題，而這些自選的課題往往也是我們國家智庫的重要方面，年輕人應當多參與。
《院刊》：創新驅動發展是我國當前重要的發展戰略，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把科技創新作為創新的核心和引領，國家科技計劃於2015年實行了改革，成立了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戰略咨詢與綜合評審特邀委員會（簡稱“特咨委”），您作為委員會主任，能否介紹委員會的職能任務、一年來的工作進展，以及未來科技計劃改革如何落實創新驅動發展，如何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參與到全社會的科技創新？
徐匡迪： 國家為了把創新驅動做好，為了把科技創新，特別是科研做好，提出了“第三方評估”，即除了項目評估、打分以外，還要有政策性、制度性的評估。國務院組織部際聯席會議，現在又設立了特咨委為科研經費的部委間分配做特別咨詢，特資委及其成員要聲明“三個不”。
第一，自己不做課題，也不申請經費，不帶研究生，也不準備帶，是為“第三方”。第二，與項目申請人、申請單位沒有利益關係。第三，不是行政部門負責人。因為行政工作人員，可能自己不申請，但他所在單位還有一支龐大隊伍要申請。
委員會提出的一些建議，直接報給主管科教的副總理劉延東，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部際聯席會議因涉及到各部委的不同情況，最後可能造成科研經費分散，比如同樣內容的項目，中科院有一塊、高校有一塊、科技部還掌握著一大塊給各地科研機構、研究院所，教育部也拿一塊等等。
部際聯席會議上，部長們認為委員會的工作是公正客觀的，是各個領域專家的見解，部長們都很虛心地聽取，舉一個簡單的垃圾分類的例子。隨著經濟發展，近些年“垃圾圍城”成為城市的一大問題，國家開始投入很多經費來解決這一問題。原來主要為填埋，最近又有焚燒。但經過委員會討論，提出這是一個管理問題，而不是科研問題。“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的垃圾分類由居民委員會負責，但後一步垃圾的轉運通常外包給農民工，農民工開著大垃圾車清運，將小區裡原來分類好的垃圾，一車拉走一次倒掉，原來的分類因此而變得毫無意義。垃圾焚燒，要防止二噁英，最好的辦法就是分類——分類焚燒，不同的材料，採用不同的燃燒條件和燃燒方法。但垃圾清運工並不關心下一步怎樣燃燒。
奧運會期間，工程院還做過一個咨詢課題“怎樣保持塑料瓶回收的環保性和科學性”。我們應用了一位留德中國博士研發出的一套回收線，在奧運會各個場館放置回收裝置，由志願者每天收回，當時每天約能回收6萬多個。將這些塑料瓶進行粉碎、清洗、處理再重新變成裝水的瓶子，如此循環，投資20天就能收回，而且盈利。但是等奧運會一結束，沒有了志願者塑料瓶源立刻捉襟見肘，這之後就不是科學問題了。
至於說如何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全社會的科技創新，我覺得現在科技創新最大的阻力不在於中國人沒有創新，也不在於企業不想創新，而在於知識產權模糊不清。科學家拿著國家工資，使用國家設備、經費進行科研，成果出來後，作為集體成果報上去，評價、頒獎，這就結束了。為什麼？我們知道企業推廣要花很大力氣，企業要承擔風險，不能保證每個項目都能成功，科學家本人也有很大壓力，最後很多選擇了“我還是吃我的安穩飯吧”，這是體制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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