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思想畢竟是有限的,應該集思廣益,“十八大”以後,黨中央特別提出了思路要適度超前、科學決策,而科學決策又建立在科學咨詢之上,這就是現代化的治國理政的思路。在我看來,智庫之中的“智者”,應由兩方面的人才組成。(1)知識較為豐富的人,即有咨詢問題方面專門知識的學者。比如大學教授,他們寫過這方面的專著,收集過很多資料。(2)實踐較為豐富的人,即做過咨詢問題方面工作實踐的人員。比如美國駐外大使、國會議員,他們中的一大部分在退休後到智庫機構工作,因為有這方面的經驗。兩部分人結合起來就容易產生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決策建議。所以智庫並不是知識學得越多,就一定能做好,而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因此,對於“旋轉門”,我認為幾次工作調動最大的收益是,接觸了不同的領域、不同的人,為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識,使我能夠勝任之後的工作。包括我在國外做過訪問學者以及外國公司管技術的CEO,這些為我後來從事管理工作積累了不少經驗。
目前高端智庫建設中,怎樣打通決策咨詢和政策制定的通道,這是大家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建議其中要特別關注兩個問題。(1)智庫研究者實踐經驗與理論基礎並重。二者結合才能提出接地氣的建議,才能瞄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決策者才容易接受。(2)決策者有超前的新思維。就像習總書記所講,應思路超前,科學咨詢而後科學決策。領導者除了要寬容、謙虛、能夠接受各方建議外,自己也要有適度超前的考慮,能夠先期提出問題,而後請智庫機構研究。當然也需要亡羊補牢,比如天津港危險品爆炸之後,可以研究管理上出了哪些問題,今後應該怎樣處理以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智庫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才能夠提出比較中肯的意見與建議;而領導者或行政負責人又能夠適度超前地提出問題,請智庫進行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然後提出解決方案。如此,則研究者與決策者、智庫與政府才能夠非常緊密地結合起來。
《院刊》: 您提到了智庫研究者與政府決策者的結合,這種結合即使對於中科院與工程院這樣的中央直屬高端智庫,也非常重要。您曾經擔任工程院院長8年,工程院是中國工程技術界的最高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機構,對國家重要工程科學與技術問題開展戰略研究,提供決策咨詢。與工程院一樣,中科院此次也被列為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與其他高端智庫相比,工程院與中科院在工程和科學方面的特色和優勢明顯,定位也更接近。在原有兩院院士咨詢制度下,以及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改革體制機制以更大程度地發揮“兩院”現代智庫的作用?
徐匡迪: 工程院和中科院,都是國家高端智庫的試點單位,而且兩個單位分別為工程和科學方面的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特色和優勢比較明顯,且依托兩院院士咨詢制度,兩院將在建設高端智庫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從工程院的實踐來講,有以下幾方面經驗。
(1)必須瞄准國家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2002年,我開始擔任工程院院長,正是中國的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候,也是矛盾非常尖銳的時候,農民進城打工,改善了生活,但是沒有市民身份,享受不了城市社會保障(醫療、失業等保障),另外還面臨分居兩地、留守家庭、留守兒童等問題,社會矛盾非常大。另一方面,城鎮化也有誤區,因為照搬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三角的模式,即政府賣地、外商出資建廠,進城務工農民作為工人。這些多為勞動密集型工廠在國外通常人力成本很高,但當時中國農民工的要求僅為100—150美元/月,相當於國外兩三天的工資。農民工當時住集體宿舍式簡易房,吃食堂,一年回一次老家,這種候鳥式的遷徙,被稱之為“半城鎮化”。不過農民工的生產方式變化了,從農業勞動變成工業勞動,也開始有市民的生活方式,比如工作之餘可以看電影、下館子等等,唯獨沒有市民的待遇。這也牽扯到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沒有戶口,當地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農民工,工廠白天管生產,下班後卻沒有相應的部門來管理,“黃、賭、毒”在農民工聚居地較為泛濫,比如當時東莞的犯罪率就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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