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7日電／智庫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負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產物。通過比較西方政治外部多元主義和中國政治內部多元主義制度，我們可以明確，中國未來智庫建設之路不能完全跟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道路。
首先，新型智庫建設走的不是“反對派”路線，智庫的主要目標是幫助政府和社會改善特定領域的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效能，其工作的重心是提供基於實證政策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備選方案，對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科學化的評估，幫助糾正政策在執行層面出現的偏差。在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各種類型的體制內的智庫的角色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但即使是民間智庫也不會挑戰現有政權，更不會成為政治反對的力量。這不僅僅是因為不被容許，而是政府主動去建設民間智庫，其中的目標就是為了消除那些挑戰政府的力量，包括反對派。民間智庫遠離權力中心，而接近社會，理解社會現實，它們更能為權力中心提供有效治理社會的方案。或者說，較之體制內智庫，民間智庫具有較高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它們可以“獨立”地以自己的專業主義來完成政策研究，而這種“獨立性”則是保障民間智庫優於體制內智庫。同時，這也說明了民間智庫不可盲目地和體制內智庫進行競爭，因為體制決定了民間智庫不可能獲取體制內智庫能夠獲取的資源、管道等。如果民間智庫簡單追求體制內智庫所追求的目標，那麼就很難有成就。反之，如果民間智庫能夠充分利用自身獨立和專業主義的優勢，那麼就可以生產出體制內智庫所不能生產的知識產品，從而對政策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其次，新型智庫建設不能走“完全市場化路線”。一旦將智庫完全推向市場和社會，由市場和社會提供資金來源，智庫很容易像美國發生的情景一樣被強勢利益集團所俘獲，成為政策游說的工具。西方的確存在著一個思想市場，理論上說，這個市場對誰都平等。但正如經濟市場上不同的經濟角色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一樣，在思想市場上各個智庫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並且在經濟市場上，西方確立了諸如“反壟斷法”那樣的減少不平等的機制，但是在思想市場上不存在任何這樣的機制。西方的思想市場基本上仍然是一個資本主導的市場，強勢資本決定了智庫生存和發展的命運。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思想內部市場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來主導，具有自主性的政府可以根據其政策需要的考量來篩選內部思想市場上的產品，而不受一個或者幾個特殊利益集團的挾持。
再次，新型智庫建設也不能走舊的“依附型路線”。即智庫的發展僅依靠一個個圍繞在特定領導人周圍的智囊獲取資源，甚至淪為政治的宣傳機器或領導決策的傳聲筒。中國要有屬於自己新型智庫建設的路線圖，這就是如何在一黨主導下的內部思想市場中保證各個智庫機構能夠自主獨立地展開政策研究，並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下在政策過程中展開競爭。這就要求在新型智庫和黨政機構之間確立邊界，適當把政策研究和決策分離開來。這不僅僅是為了智庫的相對自主性（至少對高校、黨校和社科院系統智庫而言）或者獨立性（對民間智庫而言），而且也是為了決策的科學性。同時，要通過制度設計使智庫成為架接學術研究、政策實務和社會關切的橋梁，成長為開放的一黨主導制度中連接國家和社會間重要的政治關聯力量。客觀地說，很少有智庫可以自稱為中立的，因為所有智庫都必須受制於其所處的政治制度，但智庫是可以實現獨立的價值的，即研究人員在免受外在力量干預的情況下以專業知識完成政策研究任務，供決策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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