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為正在進行的反對危機和社會倒退的鬥爭提供靈感和方向，具有替代性的社會發展觀是很重要的。但是，還不能斷言缺乏替代模式就是主要問題。一種替代性的發展模式由許多因素構成。對私有化的替代是不實行私有化，對競爭壓力的替代是更多的合作，對官僚制和上層控制的替代是民主化和下層的參與。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貧困的替代是再分配、累進稅制和自由、普遍的福利。對破壞性投機經濟的替代是銀行和信貸機構的社會化、資本管制的引入及禁止與可疑的金融工具打交道。這個列表還可以更長。
也許，不是缺乏替代模式的問題，而是進行動員和利用資源——實施替代模式所必需的——的能力和意願的問題。為此，與社會契約的思想傳統——將根深蒂固的社會夥伴關係的意識形態和對社會對話的信仰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佳途徑——進行一場政治對決是非常重要的。工人階級、工會和其他民間力量目前正面臨著一場由上層發動的殘酷的權力鬥爭。目前社會對話在歐洲呈現的、將工會對這些攻擊的回應引入政治權力真空的一貫傾向，不過是在削弱工會的動員能力。
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工會現在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是能力的問題，而不是可能性的問題。換句話說，現在是明確提出工會鬥爭的新的行動方向的時候了，正如2011年1月27日巴斯克工會組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舉行第二次大罷工時提出的那樣：我們已經走上街頭，舉行了兩次罷工，並將繼續進行動員。因為我們不想要他們為我們準備好的貧窮的未來。他們威脅我們說，危機過後，一切都不再相同。使事情有所不同該由我們說了算。必須繼續為真正的變革、為不同的經濟和社會模式——在這種模式中，經濟將以有利於社會的方式運行——而戰鬥。
我們已經看到，社會鬥爭可以促進新的領導力量和新的組織的發展。雖然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威權化傾向在目前的歐盟占主導地位，但精英的反社會政策也能引發社會爆炸，特別是在南歐。在追求權力和財產關係更多的根本性變化和社會的進一步民主化的地方，它可以為其他發展趨勢開啟可能性。這是一個日益威權化的歐洲與一個日益民主化的歐洲之間的戰鬥。就目前情況看，威權化的趨勢占了上風，但權力關係可以再次發生變化。(作者：阿斯比約恩·瓦爾，Asbjorn Wahl、挪威市政雇員聯合會、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道路運輸工人分會；張永紅，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西南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所；馬天平，重慶青年職業技術學院宣傳統戰部)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