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春秋戰國“養士制度”孕育最早的古代智庫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群雄紛爭，各國混戰不休。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壯大，各諸侯國先後變法，以求富國強兵、雄霸中原。各國諸侯紛紛招賢納士，聘養食客，“春秋年間有所謂‘士’的一種階層出現”，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戰國以後，以縱橫家為代表的游說之士應運而生，逐漸成為封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春秋末戰國初，養士制度風靡一時，養士的數量大大增加。”“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史記·呂不韋傳》）。戰國“四君子”都以“養士”名顯於世，各有門客數千人。這些懷才之士挾術懷策而奔走四方，“連橫合縱”，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百家爭鳴的學術文化中心一稷下學宮，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智庫機構。出於富國強兵、鞏固統治的實際政治需要，“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綿延一百五十餘年。稷下學宮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
將學術與政治分開，二是允許不同學派各自立說，互不相妨”。稷下先生探討治國安邦之道，“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荀列傳》）。因此，稷下學宮既是學術研究機構，又是政治顧問團體，可以看成是有資料記載的中國最早的決策咨詢機構之一。
2.3 秦以降“諫議制度”是古代智庫的典型代表
秦朝結束了春秋戰國諸侯分裂割據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大統一封建王朝，形成了三公九卿為代表的封建中央官制體系，自此“命官之權悉操於上”。
為匡正君主，諫浄得失，秦朝初置諫議大夫，負諫議之責，標誌著諫議制度得以形成。漢承秦制，諫議制度得以傳承。秦漢禦史大夫位列三公，實際上是君主的高級智囊，負有諫止或規勸之責。隨著專制集權制度的確立和加強，諫議制度逐漸得到發展和完備。魏晉南北朝時期，晉朝設門下省，負責諫議諸事，駁正違失，與尚書省、中書省並稱為“三省”。唐宋時期，職官設置日趨完備，諫官職權日漸提高。隋唐仍設三省制，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即君主下達詔令有誤，可退還皇帝，請另頒詔令。宋代專設獨立的諫議機構“諫院”，可匡正時弊，彈劾百官。隨著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元明清三朝諫議制度逐漸衰落。作為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重要安排，諫議制度“在本質上體現了民主決策的部分特性”。
秦漢時期，為應對複雜的社會局勢，加強對國家的直接控制，具備某些“國家智庫”功能的博士議政制度出現。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續漢志》也記載：“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唐朝時期，諫官制度開始形成並完善，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評論道：“群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自唐朝延續至明清的翰林院是古代具有“智庫”性質的典型代表機構。翰林院由皇帝禦用的文書智囊團隊演化而成，依附於皇權，自成一家，獨立於其他中央機構以外，具有“智囊團”“參謀部”“儲才院”功能，“掌內制”“備顧問”“獻納論思”“掌文翰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諫議制度本質上是服務於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
2.4 明清“幕府制度”成為古代智庫發展的頂峰
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境地。皇帝總攬軍政大權，欽宸獨斷。中央政權得到空前鞏固，職官制度也更加完備，官僚均由朝廷任命，都是朝廷命官，從官制而言已經沒有幕職的性質。傳統的幕府制度已經不複存在，但由於明清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幕主私人設置的幕府成為地方不可或缺的輔佐機構。明清時期，選拔官吏沿用科舉制度，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員對國計民生的了解，治國理政能力明顯不足。由於地方官僚制度不完善，編制稀少、諸政負責，各級長官難以事事躬親。“夫督撫司道郡縣，即有傑出之材，不能不待助於襄贊之人，故幕賓之不可無者，勢也”（《澄懷園文存》）。因此，設置幕府、延請幕友（俗稱“師爺”），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隨著明朝督撫發展成為地方長官，明清幕府興起，直至辟幕成風。“上自督撫，下至州縣，凡官署皆有此席”，以至當時有“無幕不成衙”的說法。由此可見清朝幕府的規模之龐大、發展之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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