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權力清單制度是一項比較新的事物，並沒有固有的程式可循。通過對廣東、安徽、江蘇、北京等省市的調研發現，各方對權力清單的認識和實踐比較一致，都是按照法定的職權概念及職權類別，首先各部門按照所規範的統一梳理口徑全面梳理現有的行政職權，曬出權力家底;其次，按照簡政放權的要求，各部門對梳理出的行政職權逐項提出保留、下放、取消、調整的意見;再次，通過徵求相關部門意見、專家論證、合法性審查、提請審議等進行審核確認;最後，公布運行，將職權名稱、類別、編碼、依據、實施主體和監督方式等基本信息予以公開，建立清單管理制度和動態運行機制。
目前各省(市)對責任清單的認識和做法還不統一：廣東省認為權力和責任是一體兩面，按照權力清單中“9+X”的分類編制了“權責清單”;江蘇、浙江省認為部門“三定”就是法定職責，也是法定責任，並以此為基礎細化出部門責任;安徽省認為權力行使過程中的應盡義務和應承擔的不利後果是部門責任，對每一項行政職權都依據運行程序細化了責任事項和相應的追責情形;南京市的部門責任清單包括公共決策與行政指導類事項、行政權力(含行政許可)類事項、公共服務類事項、職責邊界事項和內部管理類事項5個方面，把行政權力類事項作為部門責任清單的一部分;北京市採用的是“通用責任清單+專項責任清單”的模式，其中，通用責任清單對每類行政職權運行中各個環節的共性責任事項按照法定流程進行了梳理，專項責任清單的編制則試圖立足北京市實際，圍繞北京市中心工作和重點任務，釐清不同熱點領域的責任分工和責任事項，首次制定的專項責任清單將著眼於“城市病”的治理，覆蓋人口調控、環境保護、違建治理等6個領域。
三、權力清單制度體系建設實踐中的問題
(一)過度以任務為導向，忽視了制度作用的發揮
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大力推行，要以充分發揮該項制度應有的作用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很多地方都是把該項制度的建設作為一項硬性任務來完成，而忽略了制度本身應該發揮的作用。兩項清單均由政府相關部門依據固有的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進行流程化的梳理，梳理過程中缺乏對公眾意見的聽取，缺乏從公眾需求的角度去考慮，僅為完成任務而列出兩項單子，梳理出來的權責事項難以避免地成為現有法條或流程的重複，因此其實用性也就比較欠缺。從目前已經公布出權力清單的省份來看，公布網站的點擊率並不高，公眾的參與度和參與熱情也都不高，甚至有很多人並不知道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為何物。這就說明在此項制度建設的過程中，官方宣傳不足，公眾參與度不夠，後續也將會缺乏公眾的監督，如不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制度的建設很有可能會成為政府部門的“獨角戲”。
(二)過度以簡權為目的，忽視了權力流程的再造
簡政放權是要通過權力清單制度體系建設來實現的直接和重要目標之一。但在具體實踐中，各地方政府部門卻出現了為簡權而減權、過度削減職權、注重“減”而忽視“精”、忽視了權力精簡之後流程再造，梳理出來的權力清單則變成了一個數量上的概念：總共有多少項職權，哪個部門有多少項職權，精簡了多少項職權。一方面，不能一味地把這些數量作為權力清單制度的主要衡量標準，因為從目前的梳理情況來看，尚不能做到“清單之外無職權”。無論是“9+X”的職權分類，還是需具體行政行為，還是需要有法律法規規章的依據，都不能覆蓋政府的所有職能，也就不能覆蓋政府所有的職權。從各類政策的制定到各種社會事務的管理，政府職能部門除了擁有法定職權以外，還有廣泛發揮著作用但並無法律授權的實有職能。[3]所以，不能為了簡政放權，就直接把一些不符合既定梳理範疇的權力排除在外，因為這樣不僅達不到簡政放權的目的，還可能形成政府權力邊界的“缺口”和“斷點”，政府權力的邊界依然會模糊不清。[4]另一方面，對梳理出的需要取消或調整的權力，必須要考慮到權力取消或調整後的後續事項，即進行權力流程再造。時下反響強烈的“證明”事件，就是這個問題。在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不少行政部門都停開了一些不必要且繁瑣的證明，這本是一件利民的事情，但仍有不少機構依然需要辦事群眾提供有關證明，出現了“要證明的繼續要，但開證明的不給開了”、“過去辦事跑腿費勁兒，現在乾脆辦不了”的現象。[5]這就是由於各部門之間沒有進行很好的統籌，一些權力事項取消之後沒有對相應事項的辦理流程進行再造所導致的一種矛盾和困境。同時，也說明如果過於強調削減職權，只會在精簡權力的同時也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甚至推卸責任，如果相應的責任清單再跟不上，只會造成群眾辦事更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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