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以國際化、資本化運作壯大的，以全球第一的G4S為典型。這家公司最早可以追溯到1901年由霍格雷夫在丹麥哥本哈根創建的KFN安保公司，後來易名為福爾克公司。2000年，福爾克公司與Group 4公司合併為“G4F公司”，後來被英國的Securicor公司合併，成立響當當的G4S。其中功不可沒的是剛剛退任的CEO尼克·巴爾克斯（Nick Buckles），這位會計出身的CEO顯然深諳資本市場之道。
其二，依靠政府合同發展壯大的，臭名昭著的黑水為代表的多數美國安保公司都在此類。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政府將大筆的國防軍事業務分包給私人公司來運作，美其名曰為政府服務外包的市場化運作。黑水實際上只是其中的小蘿蔔頭之一，在伊拉克美國政府合同獲益最大的是一家名叫哈利伯頓的公司下屬的KBR公司，總價值395億美元，而哈里伯頓的前CEO就是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迪克·切尼。
其三，從情報、技術、裝備、醫療、保險等相關專業公司轉型發展而來，特別值得關注是“SOS國際”與英國的“化險咨詢”（Control Risks Group）。前者是法國醫生帕斯卡爾創辦的全球健康醫療救援公司，後者原本是一家保險經紀公司，2008年這兩家公司建立了戰略聯盟。將海外安全風險轉化為一項保險業務，通過高額的保費收入來支持救援與安保能力建設，這不失為將安全轉化為生意來做的一條市場之道。
從政府和社會的角度關注中國海外商業安保企業的發展，首先一條還是必須尊重市場。海外安保事業涉及到在特定情況下境外武裝手段的運用，一旦帶上政府的色彩，有國營企業特別是軍方背景的話，就會引起東道國政府的警惕，關係到主權問題。海外安保的特殊性決定的了政府不能包辦海外安保力量的建設。
其次，政府不必急於規範海外商業安保市場的無序。海外安保力量建設本身帶有一定的灰色性，作為一個特種行業，其從業人員都有特殊的專業背景，本身就很容易與特權或強力部門糾纏在一起。當前，在市場未獲得充分競爭和發展的狀態下，如果政府出台強制性規範政策，就極其容易形成“尋租”現象，扭曲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這一點從國內保安行業的發展現狀可見一斑。從尊重市場的角度看，這一行業的規範可以在一段時間的充分競爭之後交由專業的行業協會來制訂。
最後，政府和社會應該從市場、資金、人才和知識方面給海外商業安保企業一定的扶持。例如，政府應進一步明確“走出去”企業的風險主體責任，指導企業細化海外安全風險防範與應對方面的支出項；通過立法推出海外安全強制保險，或者以優惠政策鼓勵國內保險公司開發海外安全險種；通過公開招標程序將海外公民保護、突發事件處理等政府服務外包給市場；這些政策都有助於擴大企業的市場空間。此外，政府相關部門、大學和智庫可以加強與企業的溝通、交流與合作，有助於在人才資源、智力資源、外交資源等方面提升中國海外安保企業的能力。
總而言之，中國作為整個國家的“走出去”正在起步，中國海外商業安保的發展也才走過10年的歷程，而真正的市場需求覺醒也就在最近的1－2年。就像改革開放36年以來中國的家電、電信、互聯網等行業一樣，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競爭，大浪淘沙之後才能誕生聯想、華為、阿里巴巴這一批能夠真正在國際市場上立足的企業。因此，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只要充足的市場空間，良性的競爭環境，未來5－10年也會有中國字號安保企業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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