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2005年，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長、首發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畢玉璽被法院認定受賄、私分國有資產1304萬餘元，最終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國家體育總局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趙磊涉賄案，北京高院的終審判決更是明確了與《刑法修正案（九）》的關聯。
趙磊被指控利用職務便利，為河南省跆拳道項目提供幫助，並接受對方賄賂款30萬元，一審獲刑10年。趙磊不服上訴，2015年11月，北京高院終審判處趙磊有期徒刑3年。
北京高院認為，一審法院根據趙磊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正確，審判程序合法。鑒於在審理期間《刑法修正案（九）》公布實施，根據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並結合本案的具體情節，最終以受賄罪判處趙磊有期徒刑3年。
專家表示，在刑九實施之前的司法審判裡，法院裁量問題官員的刑期，一般會將數額作為主要的判罰依據，貪得越多，刑期越重。學界通常稱之為“唯數論”。
而根據《刑九》的立法精神，在司法實踐中，法院的裁判從“唯數論”轉變為越來越強調數額加上情節的綜合因素考量。
官員經濟犯罪的數額是司法裁判的重要情節，但在審理受賄案件時，法庭還要考慮當事人有沒有索賄、有沒有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有沒有立功等等因素。
也就是說，判決考量的因素越來越多，越來越客觀。
沈培平案件中，他的揭發檢舉，被法院認定為“重大立功表現”，因此被法院從輕處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