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兩種性質的管治問題
香港管治問題的特殊性涉及“一國兩制”應該如何走下去的核心問題；但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影響對香港管治問題的普遍性的解決。兩者雖有重疊的地方，仍是可以和應該分開處理的。
香港是一個國際開放城市，自然受到上述的世界大趨勢發展的影響。光是反覆強調“行政主導”，主張“依法施政”，以及期盼溫和泛民政黨成為“忠誠的反對派”，並沒對準焦點，特區政府必須適應二十一世紀新情況，採取相應的管治思維、模式和方法。
各地政府都發現，傳統的中央集權、由上至下、層級官僚式的控制和管理的模式，已是過時和無效。我們亦不應該把“行政主導”理解為︰行政長官因其“超然地位”，自然成為“中心”去發號施令，推動施政，並期望所有政黨和社會人士都應該順應和接受他的政策，否則就是不合作及阻撓施政。這是舊式的管治思維，不可能有效改善香港的管治問題。
上面提到的“多中心”現象，是二十一世紀社會的新常態，已不可能回復到政權是唯一中心的時代。現代管治是要推行有效的互動程序和渠道，容納社會持份者參與管理公共事務，通過集體議政去解決公共領域問題。當今政府愈來愈要減少“划船”，而要增加“導引方向的駕駛”功能（the state today is engaged in less rowing and more steering），成為“促進型的政府”（enabling state）；它協調及統籌不同利益，把持份者視為夥伴，建立網絡，通過適合新時代的溝通和對話，達致各方或有足夠多數可以妥協接受的方案，從而建構“網絡式管治”（network governance）、“聯結式的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的新模式。
“行政主導”必須賦予二十一世紀的意義——“行政”要“主導”的，是溝通協調、組織網絡、討價還價、促進妥協、增進共識等過程。這樣做才能令公共政策的制訂和落實較有成效。至於香港管治問題的特殊性方面，“行政”要“主導”的將會在另一些領域，筆者希望另文討論。
（來源：信報 作者馮可強為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