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不可能倒流，歷史也不可能倒著發生，但我們的考察角度，不妨把二十世紀事關社會學的一個著名變動直接晾出來。因為社會學這個學科被取消，本身就是社會急劇變化、社會變遷的一個結果。社會變遷是社會學的主題之一，但社會變遷卻最終取消了社會學，這個悖論有點讓中國的社會學喘不過氣來。有人也許會覺得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意思，這是我們這些後來者“馬後炮”情緒及思考路徑作怪，其實不然。“李約瑟難題”自然是個“馬後炮”議題，可誰能否認它有很大的思考必要與價值呢？
“1952年，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被撤銷。這一年，所有大學的社會學專業被取消，原因很簡單，就是當時有人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不存在社會問題。”（彭秀良《守望與開新：近代中國的社會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PP.23—24）
有這樣的大前提，然後用政治放大鏡去勘察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那就不難找出他們不喜歡的東西，儘管很多說法一看就毫無邏輯。不過邏輯在他們那裡有什麼大了不呢？連邏輯學都直接取消或者變成“中國邏輯”，不就得了麼？事實正是如此，邏輯學是四九年後所取消或改造的學科中——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至今沒進入公共領域的學科之一。
但頗可玩味的是，在1949年後國共分治的情況下，社會學家余天休、黃文山、許仕廉、李樹青、楊慶堃、楊懋春（1958年後定居台灣地區，並為台灣社會學的發展做出不小貢獻）到美，只有龍冠海一人到了台灣——社會學者閻明所寫比較扎實的《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一書，沒有絲毫論及台灣的社會學發展歷史，自然沒有一點提及楊懋春與龍冠海的貢獻。其實就算未到台灣之前，龍冠海在金陵大學成都時期指導學生所做的一系社會調查亦非常精彩——其餘比他們更有名的人如陶孟和、李景漢、潘光旦、吳文藻、孫本文、吳景超、費孝通、楊開道、雷潔瓊、嚴景耀、言心哲、李安宅等都留在了大陸。這當然與陶孟和所主政的中研院社會學所主張留在大陸，有很深的關聯。但與他們的思想，以及對社會學在改進社會中的作用之認知，亦有相當的瓜葛。
沒有一個留在大陸的社會學家，能想到社會學會最終被徹底取消——當然被取消有一個過程，不乏溫水煮蛙的意味——因為以他們的常識揣度，任何一個社會不可不研究社會問題。研究社會問題必然需要社會學，使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自然社會學系會被保留。我承認他們的家國情感，期望能得到一個相對和平的研究學問的機會，更兼他們的思想裡大多對計劃經濟有好感——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在經濟上卻過分追求平等，甚至相信計劃經濟能帶來繁榮與穩定，這既是二十世紀世界性思潮所致，更是中國知識界洋洋大觀的主流思想——自然就留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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