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以為不可能有比國民黨更壞的政府了，這說明他們對社會的極端形態缺少真切的研究，自然也缺少像奧威爾、哈耶克、波普爾那樣的洞穿力。雖然許多社會學家如潘光旦、費孝通、吳景超等也參政議政，但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學家中，大致區分有歷史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都市社會學家（吳景超、嚴景耀）、農村社會學家（楊開道、李景漢、費孝通、蔣旨昂）、文化社會學家（孫本文）、人口社會學家（陳長蘅、許仕廉、言心哲、吳景超、柯象峰等）、宗教與邊疆社會學家（李安宅），沒有一個是研究政治社會學的。當然要認清現實社會的殘酷，並不受殘酷現實的桎梏，單有學問是不行的，還受制於很多的東西。譬如閻明的《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一書裡對吳文藻在日本想回國又怕回國，最終又不得不回國的不得已，寫得非常細膩，至今讀著還感其抉擇之艱難。
民國社會學家，鮮有純粹的理論研究者。從開創性上講，也沒有方法論上的特別創獲。他們只不過是把西方所學的方法與理論，能加上切實的社會調查，為社會學的本土化做出較大的貢獻，這已屬難能可貴。民國社會學家最讓我佩服的是，能結合中國的現實狀況，研究真切的問題，而不像讓現在的社會學研究者胡扯狗皮膏藥，一點不接地氣，與他生活懸隔十萬八千里。社會學的本土化之一，就是用社會學理論指導社會工作（社會行政、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自治等），使得社會學對民眾的實際事務，也有較為符合他們需要的關注。這當然緣於社會學服務社會的意識，而這意識，不能說沒有受到基督教青年會服務社會的影響。當然其實民國時期的社會服務並不只是社會學才有，很多所大學的校長——如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清華大學的梅貽琦，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蔣夢麟，金陵大學的陳裕光，中山大學的鄒魯，浙江大學的竺可楨等，更不用說著名的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吳雷川了——治校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要服務社會。
正是因為深受服務社會意識的影響，所以才讓一些社會學家，還有如下令人頗感滑稽的看法。“更有人根據‘為人民服務’的口號，預測社會學或許會受到重視。為此，學校準備多開幾門訓練社會工作者的實際課程，並增加社會學系的研究生課程，為的不是不但要訓練‘社會技術員’，還要培養‘社會工程師’，來指導實際工作者。社會學系及經濟學系同北京市政府合作，著手進行社會調查，希望‘能為國家的重建服務’。”（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PP.278—279）“人民”和社會學家所強調的、根植於具體個人或者需求很明准的服務，有很大的不同。有強烈的家國情懷的社會學家，加上政治認知上的天真，故有這樣的判斷，並不讓人覺得意外。
一些學者看中國政府對蘇聯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不感到奇怪，甚至充滿理解。這樣說，並不表明他們內心就沒有想法，因為不少人都是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學者。但他們知道政權的力量太過強大，胳膊肘拗不過大腿。但他們對包括學科設置在內的一系列教育事宜，官方完全照搬蘇聯，準備得並不充分。正是教育上對蘇聯的亦步亦趨，成了壓垮中國社會學最有力的一根梁木。1950年蘇聯專家阿爾辛捷也夫在全國第一次高教會議發言中，在學系設置裡特別提到社會學：“什麼叫作社會學？在科學的領域內根本就沒有這種科學。它如果是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一種科學，那應該是歷史唯物論的任務。社會學這一名詞是不能成立的。在我們的大學裡不應該有兩種思想並存，我們在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學或者歷史唯物論之間，只能取其一”（轉引自閻明《中國社會學史》，PP.296—297）。而社會學裡的勞動組他主張合併到經濟系，這樣社會學系存在的理由就徹底沒有了。
還有一點就是，社會學家對四九年後政府對國家資源的完全壟斷，缺乏真正的認知。這也不怪他們，因為在此前中國幾千年的社會裡，沒有這樣的社會模板。有不少社會學家路過蘇聯，但由於時間有限，對蘇聯的社會型態完全屬於霧裡看花，無法識透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也就是政府完全壟斷所有資源，做“波將金村”樣板工程，給經驗主義者和到此一游者以莫大的迷惑能力。而這些到此一游者，無法識透在“眼見為實”之外，還有另一重不被他們所知曉的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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