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毋保良一樣，晏金星也大肆利用縣委書記的用人權搞“官帽批發”。在泗縣歷任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縣長、縣委書記10年時間，晏金星受賄600餘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賄金額達500餘萬元，其中接受下屬請托“賣官”近百次，所得300餘萬元。“手中有了權力，各種誘惑就紛至沓來。他們看中我手中的權力，有的拉關係，有的逢迎拍馬，有的送錢送物。凡此種種，不外乎幹部謀求職務升遷、得到工作支持；企業為了謀取更大利益。”
毋保良、晏金星案發後，蕭縣、泗縣兩地許多鄉鎮和縣直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多有涉案，蕭縣先後有80多名幹部免職，起訴書中向其送禮人員多達300餘人；泗縣也查出涉及幹部近百人。
結官商同盟、收錢為“老板”辦事則是縣委書記濫權的又一領域。太和縣原縣委書記劉家坤就是權為房地產商用的典型。軍人出身的他曾在國土局長崗位任職，並因建立“四項陽光制度”被評為“國土衛士”、“勤廉兼優幹部”。但他最終先廉後貪，調任太和縣委書記後，因與情人有了私生子，為孩子“撈錢”驅使他走上貪腐不歸路。據法院審理查明，在2007年至2012年擔任太和縣委書記、阜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期間，劉家坤和情人趙某，利用職權為他人在徵地拆遷、房屋預售等方面謀取好處，收受6名行賄人財物折合人民幣2929萬餘元。而這6名行賄人無一例外全是從事房地產開發和企業經營的“老板”。
一位落馬縣委書記說，逢年過節，下屬上門；去地方調研，地方奉上紅包“意思意思”；還有許多主動上門攀附結交的“老板”，這些都是撈錢的機會。“想到這些商人都是用我們手中的權力富起來的，感覺自己很寒酸，也被人譏笑。最終走上不歸路。”
“總指揮”“失範”導向全亂 官場、社會逆淘汰嚴重
“潛規則”驅逐“明規則”，“幹的不如送的”。作為一個地方官員的垂範和地方政治生態的風向標，縣委書記一旦貪腐其對規則和地方生態的破壞性難以估量。
毋保良曾向紀檢部門坦言，縣委書記對幹部的使用擁有實際意見的決定權，收受人家的錢物，必然會對送錢送物的幹部提拔重用給予照顧，這給當地幹部思想上帶來混亂。在當地一度出現怪現象，許多幹部處理和解決問題，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規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給誰送錢，送多少錢才能“拿下”，才能解決問題，導致出現許多違反政策規定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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