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世界經濟處在金融危機後的調整期。
隆國強認為，世界經濟調整期較金融危機以前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回落。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是金融危機的直接衝擊。二是從全球經濟發展長周期來看，如今的全球經濟處於下行期。總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引領作用大大減弱；新興經濟體增長也在減速，但其幅度比發達國家要小，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增量貢獻更大。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較繁榮期的增長而言，世界經濟的低速增長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隆國強說，世界經濟增長減速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外需增長速度明顯回落，全球性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競爭更加激烈。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走向出口導向道路，我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國際競爭更加激烈。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在抬頭。特別是針對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時又是以低成本為主要競爭手段的國家來說，貿易摩擦會越來越多。
“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直接衝擊。”隆國強說，這就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要面臨的新的國際環境。
其二，全球處在新一代經濟貿易規則的構造期。
隆國強認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全球作為一個整體，通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使得各國將自身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分工更深化，效率提高。總體來看，全球化是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在各國之間的分配並不均等。發達國家總體受益較多，發展中國家受益較少，這也是規則的不公正一面。中國是為數不多的受益較多的發展中國家。
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並不滿足其已獲得的巨大收益，面對如中國這樣少數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發達國家開始制定新一輪的經貿規則。在WTO多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發達國家在多邊沒有得逞的情況下，轉向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平台來推進新的經貿規則制定。比如，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由美國主導推動新規則的制定，包括勞工標準、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等等。
隆國強說，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的，所以每一輪新規定首先更多地體現出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必須參與到這些新的區域一體化組織中去，以避免被邊緣化。同時還要盡可能地參與到規則制定中去，要能去引導規則，至少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我們的利益訴求。
“區域一體化對中國來說是機遇與挑戰並存。”隆國強說，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過程，就是一個一直在不斷學習規則、適應規則制定、利用規則的過程。
其三，中國處在自身比較優勢的轉換期。
隆國強說，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基礎就是低成本勞動力優勢，這也正是我們的比較優勢。30多年的發展，使得我國人均GDP快速上升，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人均148美元到如今的6700美元。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競爭對手不是發達國家，而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成本相比較而言，在過去20年里發生了逆轉。上世紀90年代初，東亞很多經濟體如菲律賓、泰國等國的勞動工資是我國的三倍，所以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很有競爭力。而如今則相反，中國是他們的三倍。比起新進入國際市場的欠發達國家如緬甸、柬埔寨、老撾、越南等，我國的工資成本則相對更高。
“當這些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開始進入全球市場競爭，而我們的成本卻開始上升時，我國傳統的出口產品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大大增加。但也並不能簡單地說，我們原有的比較優勢就此喪失，我們也有新的優勢湧現出來。”隆國強認為，我國的新優勢包括，本土的大市場；人力資源的改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大幅度提升，人口紅利從低成本的數量紅利轉換為人口素質紅利；還有多年積攢下來的比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能力以及多年積累下來的國際市場上的銷售渠道。這些都是我國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升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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