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華文化高度——以兩岸特色為底蘊，走借鑒國際法與彰顯中華政治文化傳統並重之路。
建構“兩岸特色治權理論”的著眼點，一是解決兩岸法統層面的政治分歧，打破僵滯的政治結構矛盾，為兩岸統一創造政治條件。二是要贏得島內民意及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兩岸治權理論若彰顯實踐意義，則第二點更需關注。基於此，筆者提出以兩岸特色為底蘊，走借鑒國際法與彰顯中華政治文化並重的思路。
首先，國際法在兩岸特色治權框架的建設中作用有限。兩岸關係的現狀肇因於政治，而非法律，法律是政治關係衍生的解釋工具，加之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沒有國際法的現成規定與相同案例可尋，因此，國際法的借鑒可能主要作用於，一是適用在兩岸關係形成歷史的政府繼承性質的法律解釋。一方面，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彰顯的就是基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繼承性質的認可；另一方面，國際法的政府繼承定義更主要的適用於對背離政府繼承關係的兩岸治權概念的解構與批判。二是在建構兩岸特色治權理論中，除依然要尊重國際法對兩岸關係一個國家內部的政府繼承性質的法律解釋之外，需參考借助有關“管轄權”、“統治權”、“治理權”等概念的國際法定義。由於國際法對兩岸治權理論建構的作用具有有限性，所以，如果執著於國際法，則會限於法律的局限，而使兩岸問題僵之難解。
其次，在建構兩岸特色治權理論與爭取島內民意與國際社會認同、支持方面，理論利基還要納入第二個支撐點，即中華政治文化價值觀的認同。在兩岸特色治權理論的建構中，更重要的是著重兩岸實際與特色，並彰顯可為兩岸社會及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以此作為宣傳兩岸特色治權理論的道德制高點，凝聚兩岸主流民意與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一是在兩岸特色治權理論中，要特別突出“兩岸特色”。筆者認為，這一特色應包含兩層意義：第一層涵義是指兩岸關係的歷史史實及其衍生結果，即兩岸關係的核心屬性是政府繼承性質，但未完成全部繼承。第二層涵義是指要以中國傳統政權轉移特點為依據，即中國歷史上歷次政權轉移必然伴隨著新的統治者的“年號”（“國號”）的改變，這一改變與國家領土、主權無關，“年號”（“國號”）與西方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的“國名”是有本質區別的，這是中國政權轉移的政治文化特點。從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的“國號”誕生的歷史史實中，仍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中國特色（參見筆者《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將會碰觸的四大問題》，《中國評論》雜誌2013年9月號）。
二是兩岸特色治權理論還應彰顯能融合兩岸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即在尊重歷史、正視現實、平等交往、共謀民族振興的基礎上，樹立“兩岸一國”的中華民族共識，相互尊重、平等的民主態度，與時俱進的進取精神等三大價值觀。目的一是將兩岸特色治權理論的建構，上升到兩岸中華民族政治文化價值觀融合的對台戰略高位，以順應兩岸交流進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深水區的價值觀對接。當然也可矯正馬當局將兩岸文化做區隔的政策。二是以此凝聚島內及海內外一切反“台獨”的統一戰線力量，抵禦島內反對統一的力量以及西方國際社會中以民主等“普世價值”為掩護的反共反華操作。三是與解決好香港普選工作進程相聯繫，共同建立並提升具有中國特色軟實力的國際形象，為建立我在新的歷史時期建立新型的國際關係提供助力。
（三）必要框架支點
一是原則論。彰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新三段論”，目的是為兩岸治權關係鋪陳基本原則、立場和性質。二是現狀論。主要彰顯“一中”與“分治”並提，兩者兼顧。目的是尊重雙方的心理需求與現實利益關切，避免因忽視對方而引發非理性反彈。同時將本身就是“相對統一”模式的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實際融入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之中加以具體落實和豐富發展。三是階段論。彰顯分階段調整兩岸治權關係，目的是依據兩岸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協商、落實，避免脫離兩岸政治現實的策略、節奏阻礙兩岸治權關係建立的進程。四是要有防範作用。防範“台獨”或有“台獨”危險性的操作，特別是防範指向“台獨”的各種方式、內容的分離立法對兩岸治權關係性質的異化。
“兩岸一家親”所指引的統一道路
實際上規定了兩岸治權關係建構的模式
筆者認為，“兩岸一家親”所標識的統一，是走“兩岸融合”而非“兩岸共建第三主體”的統一道路。“融合”是內化式的，化“二”為“一”，是減法。而“兩岸共建一個第三主體”則是外化式的，是加法；“共建”的過程中，很可能這個“二”所指的兩方將有一個硬碰硬的階段，也就是說，避不開處理“兩個國號、兩個憲法、兩個政府”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難解，且在島內仍有分離意識以及國際勢力插手干涉的情況下，因為有較大的風險而難以有具體實踐的機會。
筆者認為，大陸對台政策，在戰略上，極具歷史擔當和前瞻性，“兩岸一家親”的提出，昭示著統一走的是一條大陸主導的以民心拉動逐步消除兩岸敵意、結束兩岸對立、水到渠成式的將歷史遺留問題內化於兩岸融合的進程之中，自然而然的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從而完成兩岸統一的道路。統一大業所彰顯的長期性與艱巨性正表現在此。
投射到兩岸治權關係的安排上，這樣的統一道路，在和平發展階段，註定不是“大一統”的模式，而是相對包容的模式，且是“堆積木式”的日積月累的模式。具體而言，其形式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即以一中框架為本，隨著兩岸社會互信的逐步深化而對台灣當局的實際管轄權，釐清一點就承認一點，逐步擴大到整體治權關係的認定上。大陸對台灣陸委會的承認、國台辦與陸委會的聯繫機制的建立，就提示了這樣的思路和做法。而在沒有釐清治權概念之前，也就是還沒有條件相互承認部門的管轄權之前，則有必要完善部門間的白手套機制來代替對口部門具體推動兩岸的溝通協商與合作。因此，和平發展時期，兩岸政治關係的安排首先將體現在行政溝通協商機制的建構上。在建構過程中，雙方進一步增進情感、建立互信，消除敵意、建立“一家人”的認同，凝聚兩岸“一中”共識，從而完成相關部門、機構的治理性質的認定，走向彼此承認，最終將兩岸治權關係一點點推進到符合“一中框架”的要求。
綜上，筆者認為，兩岸關係未來的重點是兩岸民心的相互融合與兩岸行政白手套機制的充分建構。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特別是未來一段時間內，為兩岸治權關係做出安排的基礎。而從島內國、民兩黨的政策因應上看，也凸顯民心與行政白手套機制建構對維護兩岸治權關係性質的重要性。
從國、民兩黨的政策上
解析台當局“治權”概念
解析馬英九當局的“治權”概念，是為了找到其治權概念與一中的矛盾之處，以便有針對性的進行兩岸治權關係的溝通與商談。而解析蔡英文主導下的未來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則可對兩岸治權安排所做出的現階段的道路選擇提供支持的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