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的意義就在於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強世功說，在《基本法》的設計下，香港特區政府有主動權，中央有決定權，而香港立法會有否決權。中央的決定權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央根據特區政府提出的報告做出決定，決定包括是否實行普選和如何實現普選；其二就是在行政長官普選產生後由中央進行任命。
對於目前香港各界表現出來的意見分歧，強世功說，其實這一分歧由來已久。當年在80年代起草《基本法》時就面臨這樣的爭議。《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就意味著爭論妥協的基礎上達成的共識。而現在反對派是把當年的老問題又翻出來了，實際上等於否定了《基本法》制定過程中達成的共識。
發動民意支持人大決定
強世功進一步說，如果香港反對派真心實意地想推動香港政制的發展，那麼對於這次人大的決定，他們即使不同意，也應該予以尊重，畢竟這可以推動香港社會實現普選，至於提名機制是否完善，未來依然有討論的空間。反之，如果反對派執意否定人大的決定，那最終只能導致2017年香港無法實現普選，而這對於香港市民注定是一個挫折，對此反對派無疑要承擔責任。
強世功對大公報說，在當前的情勢下，人大作出決定後，香港社會各界包括特區政府，能夠在多大的力度上動員更多的民意來支持這個決定是至關重要的。強世功說，反對派組織的任何合法的抗議都可以接受，但“佔中”等非法手段則應予以堅決反對。
縱觀香港回歸後的民主歷程，強世功表示，從1997年到2017年，如果僅用區區20年時間就能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即使在西方發達的民主國家，普選的落實也是非常漫長的過程。
“在香港回歸後的民主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推動力就來源於中央。”強世功說，今天的泛民主派把自己標榜為民主派，以為香港的民主都是他們在推動。而事實上，在中央確定治港方針時，完全有權力規定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僅僅規定選舉產生，而沒有規定普選產生。而是在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實現由普選產生。因此，中央無疑是積極推動香港普選的主體，中央才是最大的民主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