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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對台灣作恰當定位 |
中評社╱題：對務實探討兩岸政治關係的幾點看法 作者：王昇（澳門），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員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有三個面向，一是你是誰，二是我是誰，三是彼此是什麼關係。對大陸方面而言，核心的問題是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也就是如何看待曾經是中國中央政府、目前治理著中國部分領土（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當局作出恰當的定位，進而明確統一前的兩岸政治關係，是開啟政治談判、對彼此往來以及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涉過深水區的立基點和前提。
兩岸政治對立的本源是兩個政府
前任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①這是對兩岸關係的性質最為權威的論述。所謂“政治對立”，當然不會是指大陸和台灣這兩塊土地的對立，但胡錦濤並沒有點明“政治對立”的主體為誰。那麼，是誰與誰的政治對立造成了大陸和台灣的尚未統一？如果我們回溯歷史，並不難找到答案。
1949年9月，中共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的情況下，邀集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等各界代表性人士共商國是，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程式，組建了新中國中央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10月1日宣告成立。當其時也，內戰仍在進行。當解放軍攻佔首都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在全中國的統治地位被推翻時，它並沒有宣佈解散，而是撤出南京遷往廣州，當新中國政府宣告成立時，它被解放軍的炮火一路追趕，從廣州再遷到重慶，從重慶再遷到成都，最後於12月7日從西昌遷到了台北。正如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改朝換代”一樣，1949年的中國發生了國家政權的更迭，但是，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新中國政府建立的同時舊中國政府卻沒有立即消失，暫時呈現出新舊兩個政府在中國的領土上並立的狀態。
一個國家當然只能有一個合法的中央政府，新中國政府成立之初就與舊中國政府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在新中國政府的成立大典上，毛澤東主席昭告世界：“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朱德總司令也向解放軍發出命令：“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目的就是要迅速結束新舊兩個政府暫時並立的狀態。②然而，由於海峽的天塹阻隔，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發生，特別是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充當舊中國政府的保護者，新中國政府消滅舊中國政府的軍事行動被迫中止，新舊兩個政府並立的狀態就這樣在海峽兩岸延續了下來。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儘管雙方都沒有放棄消滅對方的企圖，也進行過相應的嘗試，但新中國政府無力解放台灣徹底消滅舊中國政府，舊中國政府也無力反攻大陸恢復其地位，於是形成新舊兩個政府長期對峙的局面。這種對峙不但存在於海峽兩岸之間，更突出體現在國際舞台上，新舊兩個政府相互否定對方的合法性，“漢賊不兩立”，在國際上競爭中國的代表權。由於大陸與台灣體量對比懸殊，一個是中國的主體一個是邊陲，新中國政府在這場關於誰代表中國的競爭中必然取得勝利。以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接納新中國政府的代表驅逐舊中國政府的代表為標誌，新中國政府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對外代表中國，不僅獲得絕大多數本國人民的擁護，也得到了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舊中國政府繼內戰失敗之後，在歷時22年的“外爭”中也歸於失敗。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舊中國政府仍然沒有偃旗息鼓，仍然不承認新中國政府的中央政府地位，新舊兩個政府的隔海對峙一直持續至今。
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所謂“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從根本上說是兩個政府的對立。因內戰導致的國家尚未統一，不是領土和主權的分裂，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這是兩岸關係的現狀，另一方面，新中國政府與舊中國政府在1949年以後，一直奉行不同的國號和憲法，各自治理著中國的不同區域，長期對立，也是兩岸關係的現狀。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需要把握兩岸關係現狀的全貌，釐清兩岸政治對立的歷史本源，直接面對兩個政府為兩岸政治對立的主體。只有這樣才談得上是務實的探討。
“中華民國”政府已蛻變為割據存在的地區政府
被人民革命推翻的“中華民國”政府依然堅持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它別無選擇的立場。即使是退出聯合國，以及美國同它斷交之後，這一立場也不曾改變。主觀上的這種堅守，在新舊兩個政府持續對立和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客觀上的情形卻十分無情。畢竟這個舊中國政府只局限於中國的東南一隅，靠著美國的保護才勉強支撐下來，除了它自己之外，同意它這種立場的越來越少。那麼，這個退據台灣的舊中國政府究竟屬於何種政治存在？新中國政府曾在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建議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③首次正式使用了“台灣當局”這一稱謂。2000年新中國政府發表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進一步指出：“國民黨統治集團退據台灣以來，雖然其政權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稱，但它早已完全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實際上始終只是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④持平而論，新中國政府對舊中國政府這一“地方當局”的定位，雖然在國際上有其宣示立場的必要，但在兩岸之間卻不無居高臨下之嫌。就事實面而言，可以稱其為台灣當局，但將其定位為“割據存在的地區政府”則更為洽當。
割據一詞，意指以武力佔據部分地區，在一國之內形成分裂對抗的局面。中國古代有“藩鎮割據”，近代有“軍閥割據”。中共於1931年在江西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及十九路軍於1933年在福建建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都屬於在中國的一個地區割據存在的政府。這兩個割據政府存在的時間不長，一個是中央軍進入福建後即告解散，一個是反圍剿失敗後被馬背馱到了陝北，國共合作抗日後宣佈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稱，改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因內戰失敗退據台灣，同樣是以武力佔據中國的部分地區，形成分裂對抗的局面，毫無疑問也是一個割據存在的政府。所不同的是，它一直存在至今，而且曾經是中國的中央政府。
再就“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北後的政治發展來看，將其定位為“地區政府”也完全符合實際。“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北後，蔣介石於1950年3月宣佈“復行視事”，國民黨動員逃到香港和國外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來台北，湊足“中央民意機構”行使權力的法定人數，以維持其“中央政府架構”。“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因無法在全中國範圍內進行改選而幾十年不舉辦換屆選舉，當“國代”和“立委”出現缺額時，採取在台灣“增補”和“增額”的方式，來湊足人數，以確保“法統”不至中斷。直到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個舊中國政府在割據存在的情況下，一直在儘量保持與南京時期的一脈相承，努力延續著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然而，從1991年第一次“修憲”開始，這個舊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統治範圍只剩下台灣地區的現實，以“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名義，對其自身進行改造，先後經過七次修憲，悄然完成了向“地區政府”的蛻變：一是“總統”改由台灣地區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因此所謂的“中華民國元首”不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象徵意義；二是“國民大會”廢除了，“行政院長”產生方式改變了，“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的組成與職權調整了，“五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變成“雙首長制”，所謂“法統”已面目全非；三是“立法院”作為唯一“中央民意機構”，由台灣地區選民選舉產生，代表性只局限在台灣地區，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權力基礎已經地區化。也就是說，遷到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苦心經營了幾十年之後，最終在自身的改造中失去了自詡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內在支撐，蛻變成治理中國台澎金馬地區的一個地區政府。
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政治改造工程”，既是維持中國中央政府“合法性”難以為繼的被迫之舉，也是與割據存在的現實相適應的主動作為。顯而易見，目前治理著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與1949年以前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中華民國”政府具有歷史的延續性，這一點不可否認，同時，它已經蛻變成為治理中國台灣地區的“地區政府”，這一點同樣不可否認。否認“延續性”，就脫離了兩個政府對立的歷史背景，否認“地區性”，就脫離了兩個政府對立的現實狀態，都不可能對台灣當局作出恰當定位，當然也就無法對兩岸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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