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對兩岸定位發生曲折變化
1991年5月，台灣當局宣佈終止長達44年的“動員戡亂時期”，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不否認新中國政府為治理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稱為中共當局或大陸當局。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定義，大陸地區是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而台灣地區是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此來看，台灣當局也把新中國政府定位為“地區政府”。這之後，台灣當局的兩次有關兩岸問題的重大宣示都是本著“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定位。一次是1992年8月“國統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決議：“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⑤另一次是1995年4月李登輝回應“江八點”的談話：“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台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題”。⑥
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李登輝主政的台灣當局，在既難以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又要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矛盾中，放棄了“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演講中，正式公開對外拋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概念，試圖把“中華民國”與台灣等同起來，以與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相區隔，把兩個政府的對立導向“兩個國家”的對立。1999年7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按照所謂“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專案小組”的研究結論，拋出了“兩國論”，宣稱：“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⑦
而就在“兩國論”出籠前幾個月，民進黨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接受了“中華民國”這個政治符號。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陳水扁於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論”，進一步把兩岸定位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2005年8月，陳水扁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基礎上，再拋出關於“中華民國”的四階段論述，即“中華民國在大陸、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把中華民國和台灣完全劃上了等號。⑧
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下的台灣當局，刻意強調“經過修憲，國家主權領土範圍已限定於台澎金馬”，刻意回避“中華民國法定領土為1947年制憲時固有疆域的範圍未曾變更”，從“中華民國政府政治改造工程”中推導出“中華民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另一個國家”、“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這樣的結論，這在法理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但是，一般的台灣民眾，並不會去區分政府、國號、國家三者的差異，加之“台灣主體意識”的作用，“兩國論”或“一邊一國論”在台灣社會被認可的程度並不算低。⑨正因為如此，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雖然否定了“國與國關係”，但沒有立即回歸“一國兩區”的定位，而是說兩岸是“特殊關係”。直到2012年再度當選後，馬英九才在就職演說中鄭重宣示：“依據憲法，中華民國領土主權涵蓋台灣與大陸，目前政府的統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換言之，二十年來兩岸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⑩
台灣當局在兩岸定位上出現的從“一個合法政府一個叛亂團體”、到“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到“兩國論”、到“一邊一國論”、再回到“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曲折變化，導致目前台灣內部藍綠兩個陣營對兩岸定位的尖銳對立以及社會上的嚴重分歧和認知混亂，造成兩岸政治關係的探討更加複雜也更加困難。坦白說，由於舊中國政府遷台而使台灣因緣際會地掛上了“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台灣地區單獨承載“中華民國”的國號已超過一個甲子，幾乎具備了主權國家的全部特徵，台灣社會早已習慣了“台灣就是一個叫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兩岸是“兩個各自發展的國家”的不在少數，⑪馬英九主政的台灣當局拔亂反正，回歸“一國兩區”的兩岸定位，是基於法理基礎，民意基礎並不厚實。因此，探討兩岸政治關係，還必須考量台灣內部的政治現實，拿出破解難題的智慧和魄力，並準備接受差強人意的結果。
一個中國框架內兩個政府的特殊關係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鄭重呼籲，“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對於合情合理的涵義，前國台辦主任王毅曾作出解釋：“合情就是照顧彼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礎，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⑫現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接受台灣記者專訪時也指出：“考慮到現實問題和一個中國的基礎，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⑬按照前後任國台辦主任的說法，“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當然都被排除在“合情合理”之外，那麼，務實探討兩岸政治關係，只能以目前台灣當局所明確的“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兩岸定位為對手，來尋找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由於60多年的政治對立，兩岸雙方的基本立場南轅北轍，基本上是大陸方面堅持的主張台灣方面都不接受，反過來也是如此。如台灣方面不接受“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接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接受“地方當局”定位；大陸方面不接受“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央政府”，不接受“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按照“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標準，以上這些雙方的一貫主張，雖然都符合各自的“情”與“理”，但卻都不在“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因此，務實探討兩岸政治關係，只能是兩岸雙方都不固執己見，相向而行，本著“儘量合情、基本合理”的態度，才能找出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如果從兩岸的政治對立是兩個政府對立出發，把台灣當局定位為“地區政府”，用“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地區”與“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對接，那麼“一國兩區兩府”就是兩岸雙方的交集所在，一中框架、兩區兩府、特殊關係、互不隸屬這十六個字，或可成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一個中國框架”，或稱“一個中國架構”，避開了“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這一根本分歧，不但體現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而且又同時符合雙方各自的“法理”，是目前兩岸雙方的最大共識。這個共識源自於上世紀90年代以前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體現在兩岸兩會於1992年達成的“九二共識”，也體現在2008年以來兩岸雙方增強政治互信的努力。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使用“一個中國框架”代替了“一個中國原則”，從而擴大了“一個中國”的包容性。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進一步闡示稱：“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定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⑭對此，吳伯雄在“習吳會”上代表馬英九作出回應：“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而非國與國的關係”。⑮在此，兩岸雙方儘管分別使用“框架”和“架構”不同詞彙，但涵義是一致的。
“兩區兩府”是國家尚未統一的現實狀態，即1949年以後國家分為大陸和台灣兩個地區，有兩套法律和政治、軍事體系，分別以國家政權的名義實行有效治理。兩岸政治對立的主體是兩個政府，雙方都否認對方為“中央政府”，相繼稱呼對方為“當局”。當局一詞本是執政者、主持者、負責者的意思，主要指的是主管部門。直呼對方為當局，雖有貶低和不認可的含義，卻包含了不否定其存在的意思，實際上是預設了對方為各自地區的“主管部門”。2008年以來，兩岸雙方以兩會名義簽署了21項協議，國台辦和陸委會的負責人互稱官銜、互訪並舉行會談，這些都表明雙方已經開始默認對方的“政府公權力”，也可以說是“互不否認治權”。
“特殊關係”本是西德總理勃蘭特在“基礎條約”簽定後對兩德關係定義，強調東西德國雖相互承認，但兩德關係不是國際關係。馬英九在否定“國與國關係”時也借用“特殊關係”來形容兩岸關係，意為兩岸關係也不是國內關係。事實上，內戰造成的兩岸分裂不是分裂成兩個國家，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始終是統一的，這一點完全不同於東西德國。兩岸雙方60餘年來，從未放棄領土主權涵蓋全中國的主張，從未接受任何一個國家的雙重承認，也從未同時加入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雙方處理兩岸事務的部門都不是“外交部”，兩岸人民往來都不使用“護照”，兩岸關係當然不是國際關係。但另一方面，兩岸雙方各自擁有憲法、國旗、國徽、軍隊、政府、議會、法院、海關、貨幣、護照等等，這又與東西德國幾乎相同，具有“國與國”的模樣，兩岸關係顯然又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國內關係。兩岸關係的這個特殊性，讓當年在兩岸三通上也曾遇到“國際航線”與“國內航線”的尷尬，後來用“兩岸航線”才解決問題。用“特殊關係”描述兩岸關係，足以客觀呈現“既非國際又非國內”的特殊情況。
“互不隸屬”指的是目前的“兩區兩府”不存在隸屬關係。由“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所決定，大陸和台灣兩個地區互不隸屬，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互不隸屬，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60餘年來兩個對立的政府在各自治理的區域內，自主制定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環境、人口、國防、外交等內外政策，誰也管不到誰，這也是事實。台灣方面堅持“互不隸屬”，如果不涉及領土主權問題，大陸方面不必否定。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兩岸將來的統一，是建立起兩個政府之間中央與地方的隸屬關係，其他一切不變。兩岸統一之前兩個政府不僅並存而且互不隸屬，本來就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