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改革者，是什麼因此制約了政治機器主導市政府機構？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已經把政治機器的行為進行模型化（Menes，1997）。收買選民使政客在選舉中獲勝，但是這並不能消除對腐敗的所有制約。掠奪越多，收買選舉花的錢也就越多，因此在政治機器下存在掠奪的均衡水平。對腐敗的經濟和地理限制也制約了政治機器支配市政機構；城市邊界以及債券市場並不會對政治庇護帶來的收益做出反應。我的研究表明，在這些制約條件下，即使由某一個政治機器支配的政府也要提供符合數量和質量要求的公共產品和服務（Menes，1999）。
政治機器的結構也提供了一種制約機制，限制了位置較低的政客和部門的自由腐敗。政治機器提供了一種結構，使不滿沿著組織向上流動，從選區和選區的負責人上達到老板，並使控制權沿著市政府向下流動，從老板下達到政客和職員。
政治機器並沒有對腐敗實施壟斷。也有一些不屬於任何政治機器的不誠實政客。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艾米斯，波士頓的邁克爾•柯利以及舊金山的魯夫都管理過腐敗的行政機構，但是卻不能組織類似芝加哥地區的選舉（Bean，1968；Steffens [1904] 1957 ；Holli和Jones，1980）。也有很多屬於某一政治機器的政客個性誠實。芝加哥的老板梅耶•達利、坦慕尼協會紐約州州長阿爾•史密斯、堪薩斯市腐敗的Pendergast 集團的忠實成員杜魯門總統，都是個性誠實的人。然而，政治集團之間的政治競爭迫使最誠實的集團老板不得不容忍組織內部的腐敗。限制組織內部腐敗的集團老板與允許更多腐敗的其他集團老板相比，自己就處於不利的境地。查爾斯•墨菲，1901年戰勝克羅克之後擔任坦慕尼協會的老板，不喜歡“不良行為”而且強烈阻止坦慕尼協會與犯罪的聯繫，但是墨菲承擔不起疏遠每一個從與犯罪有關的腐敗活動中獲益的行政區老板的成本。他撤銷了克羅克時期的腐敗警局總管比爾•德韋利，以及馬丁•恩格爾，他的轄區有很多妓院。不過，墨非並沒有干預賭博，因為這是他的朋友、關係密切的同盟者和潛在對手沙利文的特長（Allen 1993，186 ，第212~213 頁）。
對於大多數政治機器而言，要在財富最大化和權力最大化之間謀求平衡。紐約市特威德集團的迅速崛起和衰落表明，更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掠奪更多的財富而不是政治的可持續發展。1867~1871 年，老板特威德和他的助手從市預算中竊取了巨額資金，大約在4 000萬~1億美元（Mandebaum，1965，第 86頁）。現在看來，大約是8 億~20 億美元。這個估計值並不包括陰謀者從不動產交易中的獲利，以及從特許權、鐵路以及建築公司獲得的賄賂。1871年，競爭對手獲得了城市賬簿，並把它洩露給了《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欣喜地公布了特威德的盜竊罪行。市政府喪失了貸款來源，特威德集團在幾個月內就垮台了。7 年之後，特威德在獄中死亡。
政治改革緩慢但根本性的變化
新的改革可以分為四種：以再造政府內部結構為目的的機構改革，以重塑政府和企業關係為目的的監管改革，以消除選舉中的贊助和欺騙為目的的選舉改革，以及以改善美國人民生活為目的的社會改革
政治腐敗產生了政治改革的需求。我不打算介紹美國進步主義的歷史。但是，這裡有幾個與我們討論腐敗和增長相關的要點。首先，改革是一個緩慢的進程。城市腐敗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上升之後，從“削減預算以及使壞人出局”的簡單想法，到設計一套政策以重建一個城市政府結構，使城市政府既能抵制腐敗又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對城市政府機構的需要，這個過程大概需要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紐約市早期實行的改革是一個典型，改革者試圖從腐敗政客的手中奪取權力。1857年，改革者剝奪了腐敗議會的大部分權力，把議會的財政大權轉交到了一個更小的、兩黨共同支持的監督委員會手裡。就像特威德已經證明的，監督者也有可能被收買。1872年，特威德事件之後，改革者又一次想設立能夠抵制腐敗的機構，他們削弱了市長的權力，並把決策權分配給三個相互交叉的部門和稽查部門。結果產生了一個能夠抵制腐敗的政府。這種放權改革還需要一個外部的、集中的、能夠制定決策的實體，如坦慕尼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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