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社會中，泰國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有著尊卑貴賤之分，都呈現出了垂直形態：上級庇護下級，下級效忠上級，抱團取暖——在中國，把這叫做裙帶關係、結黨營私。
舉個簡單的例子，本次發動軍變的陸軍司令巴育，他之所以能夠獲得今日之地位，很大程度上便得益於這種裙帶關係。巴育自從軍開始，就跟對了人——泰國陸軍前司令阿努蓬。二人先是一起在泰國王室衛隊第21步兵團服役，後又轉至泰國陸軍第2步兵師，接著，當阿努蓬任陸軍第一軍區司令後，巴育也坐上了“升職器”。2006年，當阿努蓬與蒙特利爭奪陸軍司令之際，巴育聯合眾多中層步兵師指揮官力挺阿努蓬，乘勢將阿努蓬抬上了軍權之巔。泰國政治和社會的這類垂直關係形態使得等級和階級間的轉化異常困難。
同時，又因為邊遠鄉村的居民，無論是在政治資源的占有、經濟資源的控制，還是在社會媒體資源的享有上，都遠遠無法與上層社會及居於中心城市的人們相提並論，對此，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做過評論：占人口70%的農村民眾基本沒有政治話語權和經濟、文化活動的參與權，而城市中產階級則可以依靠例如街頭示威、政治游說、尋找黨派代表、金錢購買等諸多正規或者非正規的渠道來給政府施壓，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
這種等級分化和城鄉分化的結果就是，泰國的社會資源的分配嚴重不均衡，從而加劇了上層社會與下層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貧富差距，而這種差距，又進一步固化了泰國政治和社會的階級分化的現實。
據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以來，泰國全國的貧困率已經從1961年時的57%，下降到了2007年的8.48%。但與此同時，城鄉發展、工業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卻在不斷增大。
城鄉差距上，2007年，泰國農村區域的貧困率高達12.04%，而城市僅為3.62%。工業分布上，曼谷及其周邊地區集中了全泰國85%以上的工業，而占據全國50%以上人口的北部區域卻只有12%不到的工業分布。
從收入分配來看，泰國的基尼指數長期維持在0.5左右，遠高於0.3的國際安全線，占人口不到30%的上層階級大約控制了泰國80%－90%的財富。不僅如此，泰國最富有的20%人群對國民財富的占有率還在持續上升了，而最貧窮的人群所占有的比重仍在持續下降。泰國的城鄉及階級間的貧富差距難以縮小。
當然，泰國社會並不是沒有嘗試去打破這種僵局，例如，他信的出現一度改變了這種局面。隨著他信的泰愛泰黨的成立，底層民眾和鄉村民眾終於找到了打破等級分化、階級固化和政治資源壟斷的途徑，找到了一個能夠傳播自己的政治聲音的“可靠的政治夥伴”。泰愛泰黨遍布泰國的分支，成為了底層民眾和鄉村民眾的傳話筒，他信的“30泰銖看病”、“對農民進行低息貸款”等“草根政策”成為了窮人們的福音。而他信，也通過底層和鄉村民眾選票的優勢，在選舉中獨占鰲頭。他信主政的幾年成就了泰國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
但是，他信的努力，終於在中產階級、上層社會和軍隊的干預下，被迫中斷。不可否認，他信的失敗，是由包括腐敗、出賣重要國有資產、激怒南部穆斯林、對泰王出言不遜、“柏威夏寺”問題處理不當等許多原因造成的，但從根本來說，他信的執政理念觸痛了現有利益集團的利益，包括泰王、軍方、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的利益，它們是不可能放任這種情況長期存在和發展的。這也是為什麼“黃衫軍”永遠也不願意承認被“紅衫軍”扛上政壇的“他信系”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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