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本質是妥協，泰國如何實現妥協？泰國當前的政治和社會衝突的根源主要可歸為兩點：1、軍隊和泰王凌駕於法律之上，掌控著泰國真正的國家權力；2、城鄉間，以及底層民眾與上層社會間的利益衝突難以調和，且軍隊偏於保守，支持上層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
這兩點問題的存在基本已讓泰國的“民主”與妥協絕緣，離開了妥協的民主，只能是當前的這種混亂。其中，因為第一點問題的存在，讓泰國在過去的八十年裡只能長期處於泰王和軍隊默契配合著主政的狀態，民主，更多時候只能是一件香蕉色的外衣。
根據泰國憲法的規定：“泰國實行以國王為元首的民主政治制度；國王為國家元首和皇家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神聖不可冒犯，任何人不得指責或控告國王。國王通過國會、內閣和法院分別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權。”這就意味著，泰國的君主立憲制與英國和日本的都有著本質的不同：泰王依舊是權力的核心，而英王、日皇更多時候只能是擺設。
除此之外，泰王的權威還可以從以下幾點得到清晰的反映：泰國的憲法經常被修改，但有一條是雷打不動的，即國王有不受批評的特權，泰國國旗的白、紅、藍三色中，藍色居中，象徵著完全的崇高；2006年，在軍隊推翻他信政權前的兩個月，泰國陸軍總長對年輕軍官訓話時曾這樣說：“士兵就像馬兒，政府只是騎師，不是馬主，你們是聽候國家和國王陛下差遣的馬兒。”泰王的權威，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泰王的權威離不開軍隊的支持，軍隊在泰國一直扮演著極其特別的角色，這也是為何普密蓬國王在繼任王位後的近30年內長期支持軍人專政的原因。
事實上，泰王和軍隊互為依托，相互扶持的狀態一直到了1973年才有了些許的轉變：1973年10月，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學生率先發起了要求結束軍人專政的民主抗議活動，很快，學生的運動得到了曼谷民眾的支持，迫於無奈，泰王妥協，要求他儂·吉滴卡宗與巴博·乍魯沙天結束軍事獨裁政府的統治，他儂被迫移居海外。至此，泰國開始試穿民主外套。
不過，三年不到的時間，到了1976年，由於他儂返回泰國，在Bowonniwet佛寺出家，以及“法大學會侮辱王室成員”消息被曝光等事件的接連發生，忠於泰王的武裝力量迅速採取行動，包圍了民主陣地“法政大學”，製造了流血慘案，同時，時任國防部長沙鄂·差羅如上將也“重蹈覆轍”，以社尼·巴莫政府縱容共產主義的傳播為名，發動政變，推翻了社尼民選政府。
此時，泰國的民主外套再一次被毫不留情的剝下，並被肆意的踐踏在軍權的腳底。而這一切，在初始階段，其實都得到了泰王的默許。
雖然在1992年的“黑色五月事件”發生後，泰王被迫下令要求軍方克制，並且也使得泰國軍方淡出政治舞台近14年的時間，但這一切並未能停止軍隊對泰國政治和社會的影響：與埃及軍隊在埃及的地位相似，在泰國，軍隊也從來是占山為王，無人可以動彈，連王室對它也得忌憚三分。
正因如此，軍隊官僚有恃無恐，它們不僅在各大國企、機構、部門安插軍職，把持權力，還大肆利用軍事基地和軍事資源從事走私、販毒等勾當，軍隊從始至終對泰國政治和社會都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再加上泰國作為傳統君權和佛教國家，傳統觀念在泰國根深蒂固，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們對威權的敬畏遠大於對民主、法制的敬畏，這就讓泰王和軍隊能夠穩坐權力寶座，無所畏懼。
所以，泰王和軍隊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的現實，決定了，泰式民主的“妥協空間”只存在於王權和軍權劃出的圈子和框架裡，一旦民主的訴求超出了劃界，民主的外套就將被王權和軍權毫不留情的脫下和拋棄。
如果說，王權和軍隊限制了“民主”的妥協空間，將可能的妥協限制在了很小的框架內，那麼，第二點問題，即當前的城鄉間及底層民眾與上層社會間的利益衝突難以調和的現實，則將這有限的泰式民主的“妥協空間”進一步縮小。
作為一個有著700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泰國存在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對泰國的上流人士們來說，他們生活在城市，坐擁祖產，享受富足，傲視窮人，而窮人們則難以跨越階級的鴻溝，平生苦悶。數年前，泰國的上層人士們曾提出過一個建議，即在投票時，曼谷地區的選票應當比鄉下區域的更有價值，應當進行加權計算。泰國上層社會的傲慢與偏見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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