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層院長就是下來兜一圈，然後又回中院當副院長去了，你說他能不聽中院的意見？”康律師說。除了直接就個案進行“溝通”，上級法院還會下發業務指導、考核指標等等措施來影響下級法院。
除了下派領導，上級法院還會從下選拔法官。上述台州法官數年前從基層法院選調到中院，一兩年後就晉升為副科級。他告訴《南風窗》記者，如果還留在基層，他現在“不可能”是副科。層級越高的法院，晉升機會越大，因此上調也成了上級法院“獎勵”下級法官的一種手段。康律師告訴《南風窗》記者，一般不會跨級選拔，例如高院不會直接從基層法院選拔，而是從中院選拔。
面對人事這根指揮棒，在一定程度上，上下級法院之間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對於這種現狀，康律師坦承，在一定程度上，上級法院的視野比較廣，畢竟管轄範圍比較大，涉及案件的重要性和廣泛度也比較大，因此不論是下派領導還是業務指導，在目前階段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學界普遍存在擔憂，認為若上下級法院超越單純的審級監督關係，異化為從屬關係，則可能會突破現有的二審制，變成實質上的一審制，無法體現兩審制這一司法程序制度的制衡作用。
人事晉升制度的影響除了體現在上下級法院之間，還體現在法院內部。
王法官在某基層派出法庭工作，他一度向院領導明確申明，“我一不求升官，二不求發財”，而他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在審判中來自領導的干預。他告訴《南風窗》記者，法官辦案的壓力實際上不像外界想的那樣，“外面的壓力不管多大，想頂怎麼也頂得住，但是自己的領導壓下來就頂不住了”。
頂不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院領導在相當程度上掌握著法官晉升的決定權，“會來事，敢於給領導擔責的法官就升得快。”王法官說。
“法官之上還有更有權的法官。”興成鵬這樣概括法院內部的層級化問題，“普通法官辦案要聽命於庭長，庭長要聽命於院長，造成法官審判思維的官僚化、行政化。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原則變成了普通行政機關的首長負責制。”
上述台州法官向《南風窗》記者坦承道，“不想當領導的話，在法院比其他地方要好”，但面對錯位的晉升機制，諸多法官在職業理想與現實待遇之間越發迷離。使法官身份符合“職業特點”，使司法活動回歸審判規律，這是過去3個五年改革綱要都無法實現的目標，改革的艱難無疑呈現了現實的複雜性。
新一輪司法改革會帶來改變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