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行政級別這根指揮棒的作用下，眾多法官在法院內部解決不了職級問題，便紛紛選擇下海或是調往其他單位。據多地數據顯示，近年來流失的法官，相當一部分調往其他黨政機關。
康律師認為，目前的法官晉升體制下，最符合法官定位的人，受獎勵後，反而脫離了法官崗位，這是一種嚴重的錯位。
“自己領導頂不住”
當前的法官晉升機制除了會使法官的專業技能和崗位產生錯配之外，還會在更大的制度層面上產生扭曲效應。
理論上，上下級法院並無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在實踐中，上級法院卻“把控”著下級法院諸多方面的事務。據趙耀彤觀察，“上級法院給下級法院下達的大量調研、報表、統計、信息、宣傳等等任務，幾乎占據了下級法院1／3左右的工作量，對此下面也只有叫苦的份兒。下級法院在審判過程中，應該說是盡最大努力與上級法院保持一致，不管是非正式的審判工作會議紀要還是上級法院已經判決的案例，都會指引下級法院的法官對法律如何做出理解。‘殘酷’的考核模式已經快要壓迫得下級法院放棄自己的獨立判斷。”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議提出，要“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範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係”。現實中，上下級法院之間的人事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上下級法院的制度定位。
儘管法院領導職務一般由不同層級和不同部門之間，經過複雜的程序最終確定，但人事安排的結果顯示，上級法院在決定下層法院領導人選中，有很大的話語權。康律師告訴《南風窗》記者，他任職法官時，他所在副省級城市的十幾個基層法院中，只有兩個院長不是中院派下來的。有的基層法院，甚至整個領導班子都來自中院。
這種情況並不限於中院和基層法院之間，據趙耀彤了解，最高院向省高院下派領導，省高院向中院下派領導的情況也非常普遍，“地方法院百十號人中最關鍵的一位—也就是他們的院長—的提名甚至決定權力卻相當大程度上掌握在上級法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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