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說的“啟發”，也許包括：第一，實現世俗國家對宗教活動乃至特定宗教行為的“寬容”，信仰主體必須表現出本宗教對信仰需求的滿足無礙於社會治理、無損於國家安定；第二，實現宗教間的相互寬容，需要不同宗教神學要素的關聯耦合，更需要國家權威通過法律手段的施展和調諧，特別是某種宗教在一定範圍占據數量優勢的情況下，國家權威包括其法律權威的動搖和弱化，必然給“宗教歧視”、“宗教暴力”等“宗教不寬容”言行打開方便之門；第三，作為公共政策的現實宗教政策，其設計和實施的基礎不能離開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既不能自我封閉於世界潮流之外，也不能自我迷失在“開放”過程之中，而應善於批判地繼承本國本民族傳統政治文化遺產，借鑒、發揚其中仍可供“經世致用”的某些成分。惟其如此，儒、釋、道三教兩千年發展演進的歷史經驗才能轉化為促進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寶貴資源，現今依然信徒眾多、影響廣泛的佛教、道教，連同深深播撒在民眾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儒教精華，才能常葆勃勃生機，順時應世，垂化久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