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衝突之所以如此不可調和，在於缺乏一個平等的協商機制。傳統的發展模式下，高污染企業往往等同於高稅收收入，地方政府樂於招商引資並接受污染企業的轉移，而對環境和當地居民造成的外部影響則常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在這個博弈裡，地方政府既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又是強勢的參與者和利益方。與此同時，作為利益受損者的當地民眾，不但沒有議價的機會，很多時候甚至連知情權都沒有。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只需處理好與政府的關係，政府無視民眾利益訴求，而民眾則由不滿而轉向群體性事件，最後的局面不會是多贏而只能是多輸。
一個健全的利益機制，需要政府的退出，而讓企業對民眾游說、溝通、議價，簡單一點說，就是“談錢”。企業需要這部分環境資源的“生產性功能”，花多少價錢，才能讓民眾讓出部分的“生存性功能”，民眾願意付出多少的價錢，才能讓企業把項目“建在你的後院”裡。
中國近年來出現的“鄰避運動”，其實也非本國特色，最早曾出現在城市化起步時間較早的歐美國家，後來又出現在日本、台灣等地區。鄰避運動在台灣有30多年的歷史，早期鄰避運動的口號是，“雞屎拉在我家後院，雞蛋卻下在別人家裡”。如今鄰避運動在台灣卻已不多見，因為政府機關已經慢慢形成一套運作模式，民眾也知道應該如何在遊戲規則下表達自己的訴求。最能讓抗議民眾消氣滿足的，是鄰避設施建設方的補償——“環保回饋”。建設方通常會將令人討厭的設施變得不那麼惹人嫌，例如設立公園、圖書館、運動中心、溫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眾免費（或打折）使用。此外，還有減免電費、減免土地相關稅賦、給予獎學金等措施。
近年來在美國興建鄰避設施遇到的阻力也已經變得越來越少，其原因在於，國家和聯邦機構開始承擔批准廠商興建鄰避設施草案的責任，法律允許的程序也提供了更多公眾參與鄰避設施決策的機會，鄰避設施選址方式從“決定－宣布－辨護”開始轉向“參與／自願／合作”。這些，都需要政府進一步的放權，讓公眾參與到利益機制中去。
與其一邊高談在發展模式上具有前瞻性的、跨越性的創新道路一邊持續地對環境只破壞不治理，還不如直面“發展會造成污染”的客觀現實規律，運用更靈活的市場手段來實現自然環境“生存性功能”與“生產性功能”的最優配置。
（來源：中國青年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