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主權”分歧沒有獲得解決的情況下，求同存異，可以依照“兩德模式”，兩岸進行經濟、文化、貿易交流和人員往來，加深彼此的瞭解和認識，甚至形成一種經濟、文化的共同體和聯盟。尤為重要的是，兩岸應嘗試就軍事和安全問題舉辦磋商，進而簽署“和平協議”。
第四，加強雙方當局的聯繫，甚至實現領導人的互訪。“兩個德國”不僅實現了互設聯絡機構，領導人還進行過歷史性的會面。對於兩岸而言，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導致的對抗性極為強大，因此這並不容易。然而，在實踐中，隨著“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建立，兩岸官方通過了民間組織這一“白手套”的方式不僅解決了兩岸交往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還簽署了一系列協議，有力地推動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此外，海峽“兩會”不久將實現互設代表處和辦事處，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然，兩岸領袖人物以何種名義、何種方式會見，確實不妨參酌“兩德模式”。
第五，在制度上予以變通，為兩岸統一營建政治基礎。事實上，如同聯邦德國當時為民族統一設置“加入條款”，鄧小平等大陸領導人早已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雖然它還不夠成熟或者得到的認可度不高，但類似的制度安排確實值得兩岸當局予以思考、研究。
誠然如是，但兩岸關係更有其特殊性；“德國問題”是“二戰”和“冷戰”的結果，而“台灣問題”產生之主要原因是國共內戰，美國干預乃是促進和固化因素，且無論世界局勢如何變幻，絕大多數國家均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更沒有一項國際法依據可以確鑿無疑地證明，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因此，“兩德模式”對於海峽兩岸而言，如奉行“拿來主義”的策略，則很難樂觀。
（一）“兩個中國”必將導致“台獨”惡果。
就“兩德模式”確立之雙方法律地位而言，筆者以為，若將該“模式”完全適用於兩岸，根本無法取得“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策略之效果；相反將退化為“一中一台”。
1、“中華民國”將徹底淪為“台灣共和國”。台灣與祖國大陸分離已逾一甲子，更兼有李登輝、陳水扁對於“本土化”和“台灣主體性”的刻意營建，相關思潮亦逐漸竊據台灣社會之主流地位。換言之，“中華民國”已經在地化，與“台灣共和國”幾近同體。多家民意調查顯示，無論是認同中國還是支持統一而言，在近二十年中均呈現式微趨勢。對於統“獨”傾向，“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從1994年初到2001年5月，台灣民眾主張急統或急“獨”的比例很少超過5%，而主張“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統一或‘獨立’”和“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之和總在五成上下，居多數。(30)即使到今日，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執政已滿五載，但台灣民眾的統“獨”傾向仍以“維持現狀”為主，偏統勢力非常弱小。(31)簡言之，在李登輝執政中後期，台灣民意已發生較大轉變且一直延續。因此，在如斯情勢下，一旦將“兩德模式”完全適用於兩岸，“主權”和“治權”幾乎完全不一致且被視為“不正常”的“中華民國”必將為“正常國家”－－“台灣共和國”所代替，而涵蓋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也會被大幅修改乃至被廢除。屆時，擁護現行“法統”的國民黨和“泛藍”民眾將加劇與民進黨及其他“台獨”政團的爭論和衝突，這會加深台灣的族群對立，導致社會完全被撕裂。
2、“中國”與“台灣”將並存於國際社會。1972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爭奪“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上取得了完全勝利，世界公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中國的惟一合法代表。台灣當局由於秉持“漢賊不兩立”的態度，退出了聯合國；李登輝上台後，一方面意圖增強“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又不願意與大陸協商，共同參與國際組織；而陳水扁在任期間又借國際舞台蓄意推動“台獨”，遭到大陸的反擊；此外，再加上一些客觀歷史因素、政治因素的限制，這些均使得很多民眾認為台灣的“國際空間”過於狹小，且受到“打壓”。
因此，台灣當局和民眾一方面汲汲於拓寬自身的“國際空間”和“外交平台”，另一方面則非常現實地採用“中華民國”（而非“中國”）甚至是“台灣”的名義，因為這樣才能讓各國明確地區分開大陸和台灣。雖然自2008年5月來，兩岸關係得以很大改善，台灣地區亦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與了夢寐以求的世界衛生大會，但對於台灣當局在國際社會中“合情合理的安排”，兩岸至今沒有重大共識。在此，一旦套用“兩德模式”，即兩岸分別以“國家”身份共存於國際舞台，作為理性選擇的結果，“一中一台”並立的情形恐怕將無可避免，而固有的“一個中國”框架也將被打破，這把制約“台獨”的利劍也不復存在。
（二）“兩德模式”無法帶來兩岸和平統一。
筆者認為，在統一道路上，“兩德模式”很難在大陸和台灣統一過程中被派上重大用場，某種程度上，兩岸反而應避免出現類似狀況。
1、促使當年兩德統一的國內外因素具有不可複製的獨特性。對當今世界，20世紀八十年代之劇變很難重演，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在相當時間內幾乎難以實現，因此，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出現像民主德國那樣被“資本主義制度”接收之可能性微乎其微。退言之，縱使中國大陸發生“劇變”，也很難保證台灣當局會有一位如科爾一樣的領導人，願意為民族、國家統一而奔波。中國自古至今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單一體制，並沒有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一樣，設置加入條款。即使現在有“一國兩制”的構想，但這依然是基於“中央－－地方”關係的考慮，而非聯邦式的整合。此外，德國之所以得以統一，乃是由於各大國尤其是美蘇兩國在統一過程中分別獲得戰略利益並予以妥協，而就影響兩岸關係之國際因素看，美國、日本出於其自身利益考慮，不會輕易同意兩岸統一，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得到美國贊許即為明證。
2、兩岸應避免出現“兩德模式”中由於倉促統一帶來的後遺症。上文已分析，兩德合併至今已二十餘年，但東西部的差距在短期內很難消弭，並為德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困擾。對於兩岸而言，冒然推進統一進程將帶來不亞於兩德統一之消極後果。目前，兩岸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依然存有鴻溝，各方面的交流仍須不斷深化，人民彼此間理解程度也不夠高，中央政府在與台灣當局、民眾相處時需要更大的智慧。因此，積極地、耐心地等待將勝於一夜之間實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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