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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愛國愛港是天經地義的 |
中評社╱題：殖民地精英與特區精英 作者：劉廼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何謂精英
王振民來港參加我主持的一個《基本法》論壇，提出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提名委員會要有“廣泛代表性”，意思是以各界別選出來的的“精英”來平衡選舉時的“民粹”。於上世紀80年代《基本法》草擬期間，商界確有這樣的訴求，害怕將來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人數幾佔香港人口一半的“公屋黨”會橫掃政壇，嚴重傷害有錢人的利益，也因而損害資本主義和“一國兩制”。
事實上，現代社會於設計政制的時候，都需要於“精英”和“民粹”之間取得平衡，兼顧各界利益。簡單的追求“一人一票一等值”，必然以慘劇收場。選舉如是，管治亦如是。施政的決策者當然要以人為本，但天天看著民意上落來作決策，也必然避重就輕，捨長就短。曾蔭權在位的七年，就是如此光景，今天我們就承受著這苦果。治港的精英，就是能以社會和國家的長遠利益來考慮，於有需要作不受大眾歡迎的決策時，能知難而上的人物。
今天我們談精英，好像他們很神秘，天賦英才，高人一等。於殖民地年代，香港的“精英”也者，第一等是白皮膚的英國人。同樣白皮膚、說英語，但不是英國藉的，是二等“精英”。再其次，是能說英語，但不是白種人的“高等華人”。內地知識分子稱他們為“洋奴買辦”。這些今天我們所謂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就是處於真正“精英”與蟻民之間，協助港英管治香港的本地“精英”。
今天不少市民受了反對派媒體的洗腦，認為梁振英的班子不是“精英”。如果以個人能力來界定“精英”，梁振英用人之道的確有問題，只是這班子的能力還有待考驗；不過一般說法是這些人在社會中都沒有地位，這是倒果為因的論述。港英用人，從來都並非在社會中挑選已經事業有成的精英，而是“說你行，你就行”，把你委任到立法局、行政局，你的事業和社會地位就自然急速上升。李鵬飛如是、鄧蓮如亦如是，不勝枚舉。
只是港英的“造神”工程十分成功，副作用之一是造就了另一個神話：中方沒有人才。直至今天，有些人依然堅持愛國愛港陣營中，只有曾鈺成懂英文。這個神話成功到連中央都相信了，不少人都直接或間接聽過領導人抱怨說：“唉！只是我們沒有人才。”於是一個怪圈便慢慢形成了，真正有能力的港式“叻仔”都跑到反對派的陣營去加入“精英俱樂部”。愛國愛港這邊因而便更加買少見少，變得更像沒有人才了。
這方面共產黨不是第一次上當，於革命成功，取得江山之後，同樣覺得自己缺乏治國人才，大量起用民國遺臣。有學者認為，這是後來“三反、五反”的導火線之一，所爭的是，究竟什麼才是治理共和國的精英。
馬英九剛上台的時候，想做“全民總統”，結果吃大虧。梁振英要搞“大和解”，要建設“香港營”，同一結局。
治港精英需有愛國愛港共同理念
莫說在政府，即便於商界，共同理念也是成功的團隊第一要素。美國“管理之神”，前GE總裁積奇．韋爾殊（JackWelch）認為一般團隊中有四類人：有共同理念，並有良好業績的必留；沒有共同理念，沒有良好業績的必棄。這不在話下。於有共同理念，但沒有良好業績的，以及沒有共同理念，但有良好業績的，兩者之間，他寧願留下有共同理念的，而捨棄只有良好業績的隊員。於此可見志同道合的重要性，但於過去十七年，我們偏偏卻忽略了這最重要的考慮。
對於什麼才是治理香港的精英，鄧小平一早便有深刻的體會，所以他才作出“治港班子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指示。換句話說，愛國愛港是治港精英的必要條件。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中央這回一早便亮出這一清晰的底線，是吃過虧之後，痛定思痛後才下的決心，再次回歸到鄧小平的堅持。我們不要忘記，鄧小平很清楚，光是特首一個人愛國愛港是絕對不足夠的，所以才有“治港班子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訓示。對於治港班子的愛國愛港要求大可較寬鬆一些，也不要求人人過關，搞“清一色”，但愛國者必須是主體。
澳門於回歸之後之所以政通人和，固然有其客觀的幸運因素，但治澳班子是以愛國者為主體這一條也不能忽略。澳門人口只有數十萬，之前沒有一家大學，人才多極有限。它的政治人才大部分來自暨南大學，即便在內地也不是什麼名校。但是治澳班子理念一致，就毋須天才也能平穩地幹出成果來。最起碼，澳門不致像香港那樣，事事都議不能決、決不能行、行不能果，成為全球最反共反華，平均每天有7.5次示威的“示威之都”。來港看示威，竟然成了香港在國際上的旅遊賣點！
香港的政制設計是行政主導，但是從一開始行政便不能主導。因為從回歸的第一天，特區便承繼了前朝所有官員過渡，“精英”的標準已經定了調，也就是殖民地時代那一套。一子錯，滿盤落索。回到今天的現實，治港班子最少要包括行政會議和問責官員。他們要向特首問責，特首再向中央和香港市民問責。我們對特首有愛國愛港的要求，間接也要求治港班子要愛國愛港。愛國愛港的程度或有參差，但總不能反共反華、贊成國愛分裂，敵視內地同胞；也不能經常性的洩密，於有爭議性的問題跟特首公開抬摃。如今行政會議和問責官員“早禱會”內容不能保密，行政會議召集人、財政司司長及一些局長都不時公開跟特首持公開相反意見，甚至公然批評某些決策，大失政治倫理，大損特區穩定和繁榮。很多論者都指出，原因就是與特首沒有共同理念，歸根到底，就是班子並非“以愛國者為主體”。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班子中大都不是我們建設特區所需要的治港精英。
治港精英以愛國愛港劃線，反對者會批評這是“用人唯親”，把不少精英人才排除於班子之外。但是回歸以來三個特首用人都沒有符合“治港班子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要求，結果團隊不但仍然普遍庸碌無能，一無建樹，更造成今天香港內部撕裂，以及與內地關係緊張的不良效果。於此可見，以共同政治理念組班，是有效管治的必要條件，志同道合跟用人唯親不能混為一談。用人於德才不能兼備時，寧可捨才用德。尤其是在惡劣的環境中，只有理念相同、團結一致的團隊才有機會殺出血路。
經過從回歸過渡期至今的犧牲、損耗，加上“近者不悅，遠者不來”，新血不多，愛國愛港陣營的人才庫已經所餘無幾。如今如果以籌備未來治港班子而豎起招賢大旗，短期只會招來一大批理念蕪雜，但自稱“愛國愛港”的雇傭兵。我們暫時有需要捨棄那些醉心於政治，誇誇而談之輩，要從愛國愛港本身已經是目標和意義，而非追名逐利的廣大群眾中著眼。
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愛國愛港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現代香港歷史中，愛國愛港從來都不是什麼稀有情操。“十室之內，必有忠信。”雖然經過港英百多年的經營，以及回歸之後十多年的自我摧殘，所有民意調查都依然顯示，自稱“愛國愛港”的市民，長期維持於約四分之一左右。怎麼說這裡都有一百多萬人，香港有的是愛國者治港精英。“誰謂我方無人？”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3月號，總第19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