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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迺強 |
香港人員組成特殊 政治問題成因獨特
香港市民的組成和內地任何一個城市市民的組成都不一樣，所以這個也是造成今天很多政治問題的一個主因。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很多居民曾是內地移民，他們經過這裏就定居了下來。1949年前又來了很多國民黨老兵，建國後，在內地經歷大饑荒、文革時期，也有人逃過來。香港勞動人口不夠的時候，英國也鼓勵內地人偷渡過來，後來港英政府發現吃不消了，就停止了這個政策。這些來到香港的人，有一部分在內地時的心情不一定很舒暢，也沒有受過什麼很高規格的禮遇。還有一部分人士心中有仇恨，這種仇恨很難在回歸後的很短一段時間內改變。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接受不了國民教育的原因。
一些人只想把香港破壞得更支離以後，使之和回歸之前產生比對，這樣才能夠證明英國人管理的時候很好，交回中國就不行了。所以在香港回歸之後，這些人就是要令香港什麼都幹不成，以此證明他們是正確的。相反，如果我們做好的話，就證明他們做的有問題。所以有一些人私底下講，政府這個政策很好，但就是不支持，為什麼不支持呢？他說私底下我也支持，但是如果政府做得好的話，我還有沒有市場？政府做得好我都不能讓它做，只有讓它做不好，我才有市場。所以這些人在97年那段時間就只是在觀望，相對也比較合作。但後來就開始不斷的試探、施壓、謾駡甚至破壞，他們發現這麼做也沒有什麼代價，與他們配合的傳媒還褒獎他們。所以現在他們開始變本加厲，先把你窗子打破了，然後進來把你廚房燒了，到最後可能就要殺人了。所以慢慢的就開始出現龍獅旗、城邦論（又稱香港自治運動）這些分離主義傾向的東西。
這些分離主義傾向的東西即使是在標榜民主的西方國家也接受不了的，而且它們對這種現象還打壓得非常厲害，甚至出用軍隊。但這些分離主義傾向的東西在香港出現的時候，卻得到了縱容。而且，很奇怪的一點是，美國和英國認為香港出現“佔中”是有道理的，但在泰國出現一些示威者要癱瘓政府，要總理下台，美國的發言人就說希望雙方尊重法制，那為什麼在香港就不能尊重法制呢？
香港是以法制為核心的啊。在香港殺人放火就可以，在泰國就不行了？所以大家要看清楚這種區別。另外，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塗謹申，他是得到美國領事館保護的，他為什麼得到保護？他有什麼特殊的貢獻嗎？這個我們不去猜。但是任何一個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它不會做賠本的生意，它投資一塊錢，它所要得到的一定更多，它願意花這麼大的代價去保護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那證明這個議員對美國的利益作用非常大，這個讓市民去做評判。
應對外部干預勢力 要敢於亮劍
關於政改方面，《中英聯合聲明》裏並沒有寫香港要普選，這是《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權力，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家事。打個比喻說，香港這個房屋收回來了，我們自己召開家庭會議來分工，誰打掃哪一塊，這個是家事。家庭裏的兩夫婦有矛盾，當然要自己好好談，畢竟是一家人。當然，家周邊也有很多街坊鄰居，隔壁有一個男士可能早就對你家太太有意思了，就趁你家有矛盾的時候跳出來說，不管你太太是要和你打架還是離婚，我都全力支持。這裏面是有動機的，實際上是在破壞別人的家庭。如果按照外部勢力的邏輯，他們是在為香港幫忙，但是，如果鼓勵人家家庭矛盾的話，就是破壞，所以，我覺得香港的市民大眾，尤其內地的市民大眾，要看清楚他們是為了什麼，看清楚他們的利益跟我們並不一樣。回歸以後，香港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是緊緊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講到這裏，我就想再延伸講一講，我們應該怎麼做？我覺得，這就好像，你叫小朋友不要玩火，但他一定要玩，怎麼辦？你就把他的手放到火上去，他可能縮的比誰都快。
我覺得，愛國愛港的建設派不要怕，你做好這個準備，對手反而會尊重你，他反而會退卻，釣魚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這方面，我們要軟硬兼施，軟的方面來說，其實我們做得已經夠軟，但硬的方面呢，我們做得就還不夠硬。如果硬的方面不夠硬的話呢，人家對你施加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所以這個是我的補充，可能講得不到位，請大家多多補充。
郭震遠：陳勇講得這些對我來講很多東西很有教益，雖然我來香港有幾次，但沒有深入瞭解，你剛才所說的因為香港人本身心態複雜多樣，這樣的話是給外部勢力插手干預提供了基礎，它有機可乘、有空可鑽。具體說來，“佔中”行動是因為普選即將在四年後舉行這個導火線而引發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香港的普選在《中英聯合公報》裏面是沒有提及、是在《基本法》中才提出，“佔中”其實是在香港回歸之後完全由內部人士弄出來的，你剛才很形象地講這是一個家庭的內部事務，內部事務有矛盾有分歧很正常，並非特別奇怪，但外部勢力弄歪腦筋打歪主意，就是想利用你內部的矛盾，這裏面既有長期以來、也有當前的原因。
大家在普選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我倒是認為這些沒有什麼不得了，大家通過溝通討論，逐步還是能夠達成共識的，但是外部勢力一旦插手進來，事情就麻煩了。外部勢力唯恐香港不亂，將把中國內部事務的矛盾擴大和激化。總而言之，拿這個做很好的由頭。它們不僅僅著眼於香港，還會更進一步。某些西方勢力一直對中國發生所謂的茉莉花革命、顏色革命，既有想法也有行動，前兩年在北京就出現過這樣的行動，雖然它立馬就破滅了，但還是證明西方國家一直在動這個腦筋。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它覺得找到了可能成功的切入點，或者至少可以把聲勢搞得非常大。在這個情況下，我感覺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香港內部的政治事務，確實不可等閒視之，更大的問題可能隨之而來。
劉迺強：現實問題有歷史原因
不能單個看待
首先，香港的政治問題依我看來，基本上是我們國家復興過程中大國博弈現象的一些體現，所以，香港的政治從1949年開始，基本上就不是本地的政治。之所以現在外部干預成為一個問題，關鍵在於這種干預是“公開”的，而且是“官方公開”的干預，正因為美英政府從幕後走到了台前，所以這個問題才引起如此大的關注。
為什麼說公開干預從來不是一個問題呢？因為從戰後以來，就一直是這樣。戰後，英國霸權的地位很明顯被美國取代了。但香港當時畢竟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很多事情還是英國出來做。可是在國際事務上，英國從來都是美國的附庸，美國怎麼做，英國就怎麼跟著做，以美國的話來說，“英國是美國忠誠的盟友”。
所以1949年後，美國在香港的活動非常頻繁。我小的時候，美國新聞處很龐大。當時，很多在香港的研究機構都是美國CIA的附屬組織，而且美國新聞處也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加上絕大部份香港市民都是逃避中共統治才來到香港，所以，香港市民的構成，以內地流行的說法基本上是“偏右”。
香港長期受到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民眾基本上會認為西方的那一套是正確的，他們受中國文化歷史的教育反而很淺薄。在這個氣氛下，香港市民基本上是“親英”、“親美”的，在此基礎上，所謂的民主派才自然而然的變成了輿論的主流：這才是霸權，而香港就是西方文化霸權的體現。
在過去的數十年，發生過的大衝擊有這麼幾次：
首先是1967年的香港暴動，中英在此後一段期間等於是處於休戰期：大家暫時都把矛盾先放下了。從目前解密的文件來看，在麥理浩做港督的時候，他很多動作都在為香港前途談判做鋪墊。
再就是文革時期的武鬥，內地大量的屍體從珠江漂到香港來，這使香港人產生了恐懼，而香港人對文革的恐懼也加劇了他們對內地的抗拒。英國提出要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看透了香港人對內地沒有信心，整個20世紀80年代說得都是“信心”的問題，“主權換治權”是香港當時的主流思想。為什麼國家反對“三角凳”呢，因為如果把香港所謂的民意放進去的話，就會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阻礙中英談判。
再後來就是“六四事件”，其實現在來看，“六四事件”很明顯就是一次失敗的顏色革命，可是香港人卻沒有深度的揭露了這個事件，反而延續了支聯會等的謊言。這個失敗的顏色革命衍生了幾個現在很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包括港同盟，也就是現在的民主黨，還有職工盟等。所以，若從外部勢力的線索去視察香港的政治發展，就會對今天香港發生的事情更加清楚。
另外就是，1991年彭定康出任最後一任港督。現在我們回頭看，就會清楚：當時西方斷定，我們中國維持統一是很脆弱的，是很容易隨蘇東那樣分解的，萬一中國出現問題，彭定康就要賴著不走，所以，他所有的措施都在為此做部署，而不是為了和平過渡。
到了回歸的初期，差不多所有公務員都是從港英政府過渡而來，回歸後中國不干預，就相當於打開門讓全世界來干預了。其實，根據對歷史的觀察可以發現，所有殖民地在結束殖民地狀態後肯定都會經過一個“去殖民地化”的過程，但香港不但沒有出現這個過程，反過來還歌頌前殖民地，大量用前朝的人，而且讓他們“去中國化”。這個“去中國化”到了什麼程度呢？比如說，在回歸以前，香港還有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之分，而現在，香港已經沒有中文中學了，在教育系統中把中文變成了低於英文的次級語言，這是殖民地時候也沒有的事情。再比如，香港以前每年都有幾萬名中學生考中國歷史，而到了去年，因為不是必修必考，就只有當年十分之一不到的約七千名學生報考歷史科了，這就可以看出，香港“去中國化”的程度有多嚴重。雖然我們不可以說這完全是個陰謀，但現在的狀況確實是照著當年港英的思路發展而來。
從整個大的環境來看，香港也是外部勢力非常肥沃的前沿基地，舉例來說，現在國際NGO進入中國內地，90%都通過香港，同時，90%的NGO資金也是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內地。所以，香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
大家剛才提到台灣，那麼國民黨是支持一國兩制麼？我認為，只可以說，起碼他們有一部份人認為，香港如果發展得不怎麼好的話，對他們維持偏安的現狀是有好處的。當然，台灣不等同美國，英國也不等同美國，美國和英國對香港的態度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英國在香港已經沒有軍事上的利益了。可是，英領事館是全世界最大的領事館，美領事館編制也有500多人，這比其北京大使館的人數、或比中聯辦的人數都多，他們在香港幹什麼？這麼多人都只辦簽證麼？
英國現在香港的利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貿易、金融、房地產。對英國來說，最大的利益在於房地產，英國在香港的利益是搬不走的。所以，英國人一直以來基本都希望香港穩定。英國每年發表的報告，也基本上都在肯定香港的一國兩制，以我所知，英國對反對派也向來都是潑冷水，只是最近的表現很是奇怪。
而美國在香港的利益基本是在軍事、情報方面，而最重要的是金融上的利益，所以，它對於香港的穩定不是那麼注重。為什麼最近美國官方公開干預呢？在我來看，“重返亞太”就是另外一場冷戰的開始。以前的冷戰就是包圍蘇聯和社會主義的陣營，現在是包圍中國，壓抑中國的發展。
中國越來越強大，在大的戰略下，美國覺得香港這個前沿基地受到了威脅。從外部勢力的角度來看，他們會認為，現在的香港，立法會是你的人，行政長官也是你的人，再下去的話，我們還有地位麼？所以它們就要通過政改來做動員。但為什麼政改這麼重要？因為通過政改，它們可以喚醒一些香港人對內地仇對情緒的重燃。成功的話，還可以通過選舉來正面奪取治權。
解決“佔中”問題，我們也許需要強硬的態度，但這是否能解決問題？它能解決香港人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問題嗎？所以，我覺得，我們再用非常單純的手段來處理這方面的相關問題是不可行的，雖然，這個問題也有很硬、很粗糙的方面，需要採取斷然的措施；但更多是無形的，文化霸權的影響，這就需要很細緻的工作。
郭震遠：劉委員剛剛做了一個很詳盡的發言，我覺得，確實正如他所說，看待香港問題不能光看到今天這種局面，而是要回看整個歷史過程。首先以及我認為最嚴重的是，這個歷史過程確實在香港文化上形成了一些對我們真正實現一國兩制及香港健康民主化不利的影響，同時也給現在的外部勢力官方地公開地干預提供了一種基礎。沒有這樣一種東西，外部勢力插手不進來。這種情況確實值得關注，而對於處理這種問題，也正如劉委員最後提到的，不是說光強硬就能解決的，因為他有更深厚的歷史背景。
與會嘉賓學者還就香港下階段如何具體應對外部勢力的干預發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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