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回顧說，中共中央特科最早開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並迅速被國民黨殺害。特科的內線關係很快查明，這是因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夫婦從德國、蘇聯學習回來後經常出入燈紅酒綠場合，組織發給的每月幾十元生活費無法滿足其奢華需求。他們便利用接待之機偷記下上百名領導人住址，隨後到租界巡捕房表示願以5萬美元和出國護照出售此名單，並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待捕捉驗證確實後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負責人聞知此訊後緊急搬家，中共中央特科人員以放鞭炮作掩護衝進這對叛徒住所，搜出名單後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中槍負重傷，從而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5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幸免。僅過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已秘密自首充當內奸。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設伏，連開90餘槍，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5人。“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而不敢隨便活動，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此後，周恩來專門強調：只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面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差政治鬥爭的正確方向並脫離群眾。有一次顧順章得知有二三十個警探和“包打聽”要在一品香飯店聚會，打算運去幾皮箱炸藥引爆。周恩來得知後馬上制止，認為這會把飯店炸成廢墟並傷及許多無辜，將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也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面人物採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濫”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俊男靚女＋豪奢”鏡頭：歪曲我黨地下工作歷史
中共的特科建立之初，周恩來等領導人便規定，不許用金錢收買、美色引誘和手槍恫嚇來獲取情報和發展關係，其重要原因也在於上述手段是一柄雙刃劍，若以此對敵也會腐蝕自身。徐焰介紹說，1931年以前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的墮落過程，便是這方面的一個重大教訓。
顧順章此人很早參加工人運動，勇於衝鋒並擔任過上海工人糾察隊長，不過卻染有流氓習氣。他擔任特科負責人後，借口工作特殊，經常拿走中央半數以上活動經費且開銷不受監督，還嫖娼且吸毒。這種道德上的墮落同黨的原則和要求格格不入，顧順章便心懷不滿便籌劃投敵，於1931年4月在武漢被捕後馬上叛變，並提出願出賣中共中央機關全部住址。幸虧潛入敵特機關內的錢壯飛譯出了武漢方面的來電，由李克農提前在上海報警，才使中共中央幾十個機關、幾百人連夜轉移，避免了覆沒性災難。
在當年的隱蔽戰線鬥爭中，中共地下組織不僅把反對奢侈當作防止自身成員腐化的重要一環，同時出於經費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許成員過豪華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視劇的編導設計的地下工作鏡頭盡是燈紅酒綠，由俊男靚女在高檔歌舞廳、賓館接頭。徐焰說：我父親在抗戰後期曾由八路軍調到中共中央社會部參加過地下鬥爭培訓，在東北解放戰爭中擔任過隱蔽戰線的部門負責人。他生前看到電視上出現這類鏡頭曾嘆息說，當年共產黨組織經費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維持豪華生活，何況這類舉動從歷史背景角度看也違反了隱蔽鬥爭戰線的基本原則。
徐焰說，世界上的隱蔽鬥爭有一個共同的活動原則，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報界有句名言：“不像間諜的人是最好的間諜”。周恩來1928年為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規定最早的工作準則，便是“盡量職業化、社會化”。地下工作人員的著裝和日常行動都要求同社會上普通群眾相近，既不要過於出眾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窮酸招人討厭。當年的地下工作人員接頭，選擇高檔娛樂場所恰是大忌，因那裡是敵方上層官員和警特願意出入之地。隱蔽工作的紀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員盡量避免在公開場合坐在漂亮女人身邊，因敵特出於本能願意盯著美女，對她們身邊的男人自然也會引發興趣，很容易引來盤查和關注。按照通俗的解釋，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見過面後就沒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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