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回顧說，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於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刺殺，據受傷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並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內線，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偵工作，不過組織還不健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內線零星報告，卻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臨機又緊急應變決心，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襲擊，大批幹部和群眾骨幹因未轉移而遭捕殺。
“四一二”事變1個月後，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他吸取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後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並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倒要早於國民黨。
中共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對黨保存力量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徐焰介紹說，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同共產黨分裂的會議，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動向，在漢口安排了十幾處秘密隱蔽地點。會後國民黨派人搜捕時，陳獨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員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漢口秘密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國民黨的警探也一無所知，隨後特科又秘密租船將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工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 “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在列寧去世後便開始涉入聯共（布）內部鬥爭，後來甚至發展為領袖個人的監視工具，成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後來毛澤東又一再強調黨內不許搞偵察，這對防止重蹈蘇共悲劇起到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從建立特務機構起，就用於偵察黨內異已，如李宗仁後來在回憶錄中便說自己任副總統時的身邊衛士都蔣介石的偵探。只對蔣介石個人負責的軍統、中統捕人、殺人，又越過警察、法庭這種司法機構，連各級軍政官員都不能過問，甚至這種官員本身還要受其監視。這種特務政治的泛濫，也是造成國民黨政權四分五裂並喪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則：不允許採取收買、色誘和暗殺
在近些年一些影視劇中，編導者憑想像編造情節，經常出現中共地下黨組織暗殺敵方要人，以及用戀愛等手段發展關係等場景。早在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在敵營中潛伏的電視劇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洐看過後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徐焰研究史實表明，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恐怖襲擊。因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革命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整個反動統治而不是消滅個人，暗殺敵方頭目不僅不能達到鬥爭目標，反而會引起社會反感並影響鬥爭方向。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只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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