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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人》駐北京站資深記者泰德•普拉夫克（Ted Plafker）談他在中國採訪所遇到的數個案例。（中評社記者 孫儀威攝） |
其次，重點規範網絡行為，這主要包括國家，個人以及法人的行為。他指出，國家安全包括了網絡安全，相較領土安全的易於界定，網絡上的戰爭行為和非戰爭行為則很難界定。因此，劃定明確的規則就顯得非常重要，以達到防止網絡戰爭發生的目的。
第三，網絡盜竊問題的主要責任在於國內立法，而在國與國之間，同樣也需要有一定的規範去約束它。
胡偉星最後提到通過網絡推送價值觀的問題，他表示，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情況，有些國家尤其喜歡以網絡推送所謂的顔色革命。對此，中美應該多進行對話，不能允許網絡影響到國家利益。
《經濟學人》駐北京站資深記者泰德•普拉夫克（Ted Plafker）表示，政府控制信息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中國歷代的歷史，是非常正統的官史，正如梁啟超所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他回憶自己第一次來中國是去報道1975年河南大壩決堤的事件，這在中國發生唐山大地震6個月前，在事件發生以及之後的獎金二十年中，幾乎沒有多少中國民眾知曉。於是，他感嘆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非常強大，大壩為六十年代蘇聯人援建，當時他想聯繫水利部的工作人員求證，詢問一些有關死亡人數的情況，剛開始水利部門的負責人並不承認，隨後則默認。他回憶道，第三天人民日報在很小的一欄里刊登了人民解放軍救災的報道。
他提到，在最近的一些案例中，有中國負責信息公開的官員提出要取締雙軌制，將對外和對內信息統一起來，對此，他認為這是十分值得鼓勵的。
普拉夫克強調，隨著網絡信息量的擴大，現在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能看到每個國家的教科書是怎麼寫的，這樣增進了相互的了解，知道你我的觀點是如何形成的，這對交流與理解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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