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程興貴的工資漲到了每月135元，與正式教師七八百元的收入仍是懸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務工的人們了。因代課致貧，程興貴的兒女中沒有一人念到高中。彝良縣長溝小學代課教師張緒貴處境更為凄涼，2009年他的妻子不堪生計窘迫離家出走。等到2011年，考上雲南大學的兒子也因家庭窮困退學，只得外出打工。
程興貴記錄下他教師生涯的困頓，在留下的賬本中“割肉記賬”就有好幾個篇目，購買一個7.54元的東西也要“每人攤1.5元”，甚至是遲到被扣一元錢都記錄在册。程興貴一度動搖，放棄了講台到了文山一個企業裡做會計，每月200元。但後來證明，他放不下教師的工作和山裡的孩子，一年後他又回到水溝小學。
如今，從程家祖宅望下山去，處處都是村民蓋起的明亮樓房。而程興貴一家仍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即使在正午屋裡也黑黢黢的。
“一生被這麼抹去”
程興貴投河一個月後，他的25.5年教齡終獲認定。
“代課教師就像是驢子，轉正就是那根胡蘿蔔。”張緒貴總結說，代課教師作為“臨時工”隨時都面臨著清退，只有“轉正”才可能內心光明地擁抱“老師”這個稱謂。“轉正”自然也是程興貴人生證明題的理想答案，但機遇並未青睞他。
1997年，鹽津縣舉辦了“民辦老師、代課教師培訓班”，將代課教師脫產培訓一年轉為正式教師。程興貴也得到了這個信息，但考慮到學費和生活費，他放棄了。據鹽津縣多名代課教師反映，山區教學任務緊急，當時能參加這個培訓班的代課教師並不多。
2003年8月的一天，正在地裡幹農活的胡通彩看到丈夫從山坡上回家來了。“他手上提著教師節發給他的熱水壺和洋瓷盆，袋子裡還有他寫的教案。”神情黯然的程興貴告訴妻子，因為在編教師補充，他沒有資格繼續教了。他讓妻子把那些蓋有公章的教案好好收起來，留個念想。胡通彩說，那一年程興貴拿到了代課生涯最高工資170元。
時代大潮終於蓋過了這些年老力衰的代課教師們。2006年教育部頒下嚴令，宣布將在短時間內清退剩下的44.8萬中小學校代課教師。2007年，鹽津縣眾多代課教師被突然解除勞務合同，清退下來。這份簽訂於2005年的合同顯示，代課教師們將服務到2011年年底。
2005年時，72歲的代課教師蔣子才曾跟兩位也已經白首的代課教師進京反映自己被清退後的境遇。然而，老師們剛出北京西站就被截訪的人摁倒關押。逃過抓捕的蔣子才恍惚中到了天安門廣場。這個第一次到北京的鄉村代課教師，看著長安街上潮水般的人流，百感交集。
2011年8月11日，鹽津縣近60名長教齡代課教師一起提出了一份請求書，希望政府能夠補償代課教師，讓他們安頓晚年。蔣子才和程興貴都參加了。事後，蔣子才還帶著建議書到昆明遞交給教育部門。
“這次的補償都是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來的，一年才算一個月。”蔣子才覺得，如今“一刀切”的補償方式仍然損害了代課教師的利益。按照政策安排，代課教師們獲得補償後可繳納46684.8元參與養老保險，之後每月都可以領到532元的退休金。“這意味著我27年的教齡，還需要自己出兩萬多元繳納社保。”蔣子才說，自己年齡大了。
雖然不滿補償的金額，但老師們並沒有什麼反對的餘地，申報7月20日截止，過時不候。很多代課教師都像程興貴一樣選擇了申報，並四處搜尋證物證人。“當年很多教案都被教委檢查組收走了，很多老師都面臨證明的困難。”蔣子才說，時間過去太長，很多代課教師都沒有工資單，同事過的證人也年老或者死亡，不能到場作證。證明自己並不容易。
但蔣子才並沒有想到，自己的同鄉同事程興貴居然因此走上了絕路，這讓他感到要使自己的代課教師身份得到承認和尊重，並非易事。“就像夜壺被用過後，就沒人理會了。”蔣子才說，只是不想自己的一生被這麼抹去。
程興貴的葬禮期間一直大雨，之後他被安葬在代課時每天經過的那條山路旁邊。2013年8月30日，南方周末記者在共和村村委會宣傳欄看到，程興貴的名字出現在代課教師補充認定名單最後一個，上面寫著：
程興貴，教齡25.5年，2013年7月17日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