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的突破
站在街上看一個城市……我的研究就是進入到城市的內部去。
南都：你提到你出了第一本書以後覺得非常困惑，那博士畢業後找到路子了嗎？
王笛：可以這樣說，至少我明確了新的研究方向。我寫《跨出封閉的世界》時最感興趣的就是數學的方法和模型，這其實就是社會科學的手段。而我現在更多是用人文方法。我在《街頭文化》中一個統計圖表都沒有，就是用敘事的方法來展示歷史，這和我在美國受到新社會史和微觀歷史學的影響有關係。我研究歷史的焦點越來越小，從一個小的社會空間來看大的社會政治文化的變化，即從歷史的最底層往上看。例如從飛機上看一個城市和站在街上看一個城市，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我的研究就是進入到城市的內部去。這幾年，我也一直在國內高校推廣微觀史學，現在國內也慢慢有人在做了。
南都：這種研究方法，應該比傳統的學術寫作要難得多吧。
王笛：進入底層做微觀研究，主要是資料收集和解讀的困難。為什麼微觀史學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在歐洲，宗教裁判所留下的各種審訊資料，諸如《奶酪與蛆蟲》、《蒙塔尤》這些著名的微觀史著作，都是利用這些材料寫成的，但在中國沒有這類系統記錄，再加上近代的動亂，許多資料消失，還有中國傳統歷史寫作對下層的忽視，因此研究普通人的歷史就更為艱難。
(微觀研究)要花大量的時間，比如《茶館》這本書我在寫《跨出封閉的世界》時就開始注意，在寫《街頭文化》的時候開始收集資料，我的第一篇《茶館》的論文是1998年出來的，但是這本書是2008年才出版，這當中整整10年，在現在的評價體制下你不能慢慢磨一本書。
南都：這麼長周期的寫法在國內應該很難。
王笛：事實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出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像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第一本書《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是1976年出版的，第二本書於1990年問世，中間隔了有十幾年，這樣的例子在美國非常普遍。歷史領域就是這樣，你要想自己的作品成為經典，就必須要有一個長期的積累。我對自己也是這樣要求的，如果不滿意，絕不會因為趕時間而輕易拿出來。《茶館》一書就整整改了3年，不算零星或局部的修改，僅僅是從頭到尾全書修改，就有12個版本。對於歷史著作，包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著作，我不認為可以一氣呵成，不加修改便渾然天成。
南都：你似乎特別注重方法和新的理論，那現在對你影響比較大的是什麼方法呢？
王笛：在方法上，我自己受影響比較大的有微觀歷史學和新文化史，例如前面提到的金茨伯格，還有林.亨特(LynnH unt)，她探索象徵、儀式、和語言是怎樣影響革命的，從文學、藝術作品等來看觀察大的歷史變遷。
我前天在南京大學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個演講，講的是我正在寫的《茶館》第二卷的最後一章。第二卷寫的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公共生活，最後我從2000年中國第一例麻將官司的故事開始成都一戶居民受到打麻將的吵鬧聲的騷擾，在各種交涉沒有結果的情況下，把開辦這個麻將室的居委會告上了法庭，用法律解決糾紛，這成為當時全國關注的事件。我試圖從這個事件來看更深層次的問題，因為這個事件涉及到打麻將的各個群體的利益，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是怎樣發生衝突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經濟發展、商業化、大眾娛樂的繁榮，日常生活是怎樣受到影響的，無論是政府還是公民，都會接觸到切身利益的問題，這個方法就是從小看大。
我的每本書的方法都不一樣，但有些點是共同的，就是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別人成果的基礎之上，不是憑空出世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多學科交叉；第三是以小見大，即使是微觀研究也要關注大問題；第四就是極盡全力挖掘史料，把自己的討論和分析建立在堅實的資料基礎上。我下一步要寫的是四川袍哥的書，我從80年代在川大時，就以這個題目獲得了美國王安漢學基金的研究項目，時間已經過去了二三十年，可見要收集某些課題的資料是多麼困難，不過現在各種私家記錄、檔案、報刊資料等，都已經收齊了，下一步就是怎樣寫作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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