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在川大期間，是如何慢慢開始對學術有感覺的？
王笛：進大學前我就非常喜歡讀歷史，尤其是世界史。到大三，隗瀛濤先生給我們上中國近代史，他口才很好，上課有激情、有思想、有趣味，讓我一下喜歡上了中國近代史，之後又請隗老師做我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又讀了他的研究生，慢慢進入歷史研究的門檻。
川大歷史系以基礎扎實為特點，從老一輩的學者像徐中舒、繆鉞，到隗老師，一直延續到現在。記得一位教古文選讀的老師在課上說，歷史研究，資料收齊就完成了百分之七十。我現在並不認同這個觀點，當時，資料還沒有數字化，查資料相當費工夫，現在一天能做完的事，可能當時一年都做不了，所以那時強調收集史料的困難以及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完全有必要。
強調資料對我的影響很大，讓我知道歷史研究的每一句話都要有根據，不能憑空想象，任何推論和分析都必須要建立在扎實的資料基礎上。歷史需要推論和分析，但是這些都要都必須要資料的支撐，你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寫小說，這是我對學生特別強調的一點，我在美國也是這樣強調的，這也是川大給我影響比較大的一點。
跨出封閉的國門
學術思維的轉換……自說自話的研究方式在西方是不行的。
南都：《跨出封閉的世界》是你的第一本著作。
王笛：我最初的學術興趣在辛亥革命，碩士論文就是研究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經濟的變化，比較宏觀，研究的是全國的問題。但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注意到地方的問題，思考改良和革命到底在地方層次上怎樣進行的。
從最初考察全國經濟情況，到後來研究地方社會，實事求是地說，我是受到台灣中央研究院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系列”的影響。（這套書）按省區進行區域現代化的研究，包括山東、湖北、雲貴等等，但他們並沒有一本關於四川的著作，於是我開始著手這個問題。這就是《跨出封閉的世界》。
寫這本書，我看了不少社會學、統計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書，這些知識帶領我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可以說，《跨出封閉的世界》代表了我當時全部的智慧和能力，是我當時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寫完以後真有點江郎才盡的感覺。
這種困惑和我之後留學美國有很大關係。當時對我而言，留學美國是個很艱難的決定。在川大，我是一帆風順，1985年留校，從講師到副教授才花了兩個月時間，1987年破格提拔為副教授，在國內也小有名氣。拋棄在國內所打拼的成果，到美國一切從零開始，要做出相當大的犧牲。現在看來，我當時的選擇是絕對正確的。
南都：八十年代出國熱的時候，出去研究歷史的好像並不多，畢竟研究中國歷史還是在中國條件最好，離開了反而不好研究。
王笛：很多人這樣說，讀中國史為什麼要到國外去學。記得在川大時，我們老師就說過，外國人研究中國史永遠都不可能比中國人研究得更好。但我從1980年代就開始讀國外對中國的研究，不乏英文原著，開始感到事實並非如此。西方學者不僅使用的理論和方法對我啟發很大，對專題研究的深入也令人贊嘆。到現在為止，從總體上看，西方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成果，在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優於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我想現在不少國內學者也贊同我的這個看法。中國人研究自已的歷史，除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干擾，還由於我們距自己的歷史太近，經常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像現在我們看到的對過去成都老茶館的描述，相當多的都是外地人或者外國人所記錄的，當地人自己留下的這類東西反而有限。
為什麼《街頭文化》影響這麼大？可能就是因為從人們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發現的引起人們深層思考內涵。這本書出來以後，很多人都說，這些現象都是我們經常看到和經歷的，但是讀了這本書以後才知道，背後還有這麼多秘密。這就是表面的生活方式到底反映了什麼？我在成都長大，之前對成都一點感覺都沒有，到了美國以後，因為有了距離，有了比較，才發現了過去所看不到的東西。既是生活中熟悉的東西又別開生面，寫這些東西又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大家覺得很新奇，又能得到一些啟發。這是我離開中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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