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至今，中央巡視組每年都會發現大量線索。2005年6月中央第五巡視組結束巡視，根據巡視組獲得的線索，不到一年時間，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陳良宇案也由此牽出。而在2009年，中央巡視組先後巡視了浙江等12個地區，中國保監會等4個中央金融單位，中國海運等4個國企，查獲了貴州政協原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貪腐線索。
上述紀檢系統人士認為，取得這樣的效果源自中央巡視自上而下的監督和威懾。“如果說地方能處理好，中央不巡視，那最好，但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腐敗形勢挑戰還是挺大的，甚至可以說相當大。”中央派出巡視組的監督和約束，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必要的，而且，這種監督手段還被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
摘掉“鐵帽子”，賦予新手段
這種更高程度的重視體現在了不斷完善的制度上。
在運行10年之後，巡視制度迎來了重要的調整和變革，中央巡視組收縮了巡視範圍，巡視重心由“相對全面”回歸其最主要的職能：發現和反映違法違紀線索。中央巡視組組長打破終身制，由“職務”變為“任務”，由“鐵帽子”而改為“一次一授權”。
“根據以往經驗，反腐敗者腐敗怎麼辦？監督者不受監督怎麼辦？巡視組要是跟下面串通怎麼辦？用‘一次一授權’這個辦法來解決。”李拓說，“監督是一種很重要的權力，但有時人混熟了，關係拉近了，慢慢就會形成監而不督，監督也會走過場。”從這個角度看，他認為，現在的反腐敗措施比以前更靈活、更具體、更嚴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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