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日據時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先後所發生的“非武裝抗日運動”與“皇民化運動”，其本質是一長期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戰爭。因此，即使台灣光復日本殖民政府解體，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不可能不留下痕跡，日據末期皇民化的思想改造運動，就形塑了一個皇民世代的歷史記憶，並產生深遠影響的“隔代影響”。例如大正末年（1925）前後出生的台灣小孩，幼時歷經日本戰時國力鼎盛的時代（在日人嚴格思想控制與新聞管制下接受正規初高中教育，且因年幼未能強烈感受“皇民恐怖”），中壯年時則是歷經國府遷台後的白色恐怖時代，他們將其所生活經歷的皇民時代，與此一“日中興衰”的時代連結，深受衝擊，形成個人局部理解，衍生對歷史的多所誤解。這些大正末年皇民教化世代，光復時僅年約二十歲上下，無力對1950年代台灣政經有所影響，但1980、90年代時不乏事業有成，於政經文教領域發揮絕大影響，如李登輝、許文龍、…等。此一因皇民教化“隔代影響”所形成的偏頗歷史認知，甚至內化成“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
此外，戰後由於眾所周知的諸多原因，台獨勢力成形，台獨分離主義建構其台獨史觀的核心論述之一就是前述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其結果是切斷兩岸的歷史連結。因此，在台獨論述的教化下，不乏學者認為在日據末期戰爭情勢更加白熱化的階段，於面對外力的威脅，一舉瓦解了長期存在台灣社會中日不同民族間之血緣、文化隔閡的心結，日台間構成命運共同體。但是，本省學者陳翠蓮博士反思，如果上述說法成立，“那麼，日本戰敗時台灣人為何不是與日人同悲，卻有相當多的人感到興奮激動，慶幸能夠脫離日本殖民壓迫”。
這就是典型的古人有云“欲亡其國，先亡其史”。近一二十年來，台灣分離主義者執政，經由教育行政等全方位體系推動“親日殖民史觀”，除蓄意淡化抹煞台灣先賢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壯麗抗日史實，並建構“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無可諱言，從微觀的技術層面來說，日本據台正逢人類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建設時期，故其局部有成，但其本質是殘酷掠奪與壓榨。從宏觀的歷史高度俯視，日據時期日人在台是以近代國家機器，從初期的血腥誅殺，及中後期經由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聞管制與軍憲威懾等公權力，結合引進的巨額資本與先進技術，構成嚴密的殖民地剝削體系，強奪豪取壓榨台灣，為殖民母國日本攫取天大利益。在教育方面，日本人更是在小學、中學、高中與大學各階段，均實行二元化的極端歧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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