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文訊》雜誌依然在搖擺。2006年，原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賣給了長榮集團，雖然長榮集團對《文訊》慷慨，當時允許雜誌社還可以在大樓中繼續辦公十年，不要房租。可到2016年，“大限”將到，“按照我們的經濟能力，是絕對租不起的。”封德屏說。
台北市政府去年曾幫《文訊》尋找場地，台北一些國中、國小有閑置的教室，封徳屏也去看了，“我們資料多，老樓的承重力不夠，得修補，所以還得花大筆錢，政府的意思沒有辦法給”。後來也去看了其他的地方，“他能提供的就這樣了，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周旋一圈，封徳屏還是選擇了募款，“搬出去還是要一大筆錢，與其期待政府有一個好的文化政策，不如我們自己先站穩。”
於是，封徳屏決定帶領《文訊》進行台灣文學史上鮮見的一場拍賣。
台灣民間團體的主體意識
“社會力量永遠是大於政府的力量，我們過去的思維是依賴，其實不對，因為真正的民間力量是必須要開發出來。力量在民間。”
台灣的民間文化團體主要“靠自己”。
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和《文訊》保持著親密的關係，但也“愛莫能助”。李瑞騰強調：“台灣文學館是第一線服務機關，所以我們的服務對象當然就是廣大的參觀民眾；另外就是廣大的文藝界、學術界對台灣文學有興趣的人。所以《文訊》本身需要的任何東西跟文學館無關。”
雖然在拍賣資金上不能支持《文訊》，但是多年來，《文訊》雜誌與文建會(文化部前身)、台灣文學館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為很難找到這樣有實力能做資料統整編纂的單位。90年代，台灣文建會曾兩次委托《文訊》雜誌編輯《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一書，類似的書還有《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台灣文學年鑒》等等，2007年，台灣文學館也曾委托雜誌社編輯《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類似的還有《張秀亞全集》、《尋找創作現場》等文史性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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