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後，國民黨報紙管控嚴厲，民眾、文學人士得以宣洩的管道只剩下文學一埠。因“瓊瑤效應”名噪一時的《皇冠》雜誌創辦於1954年，同樣輩分的還有《幼獅文藝》等。50年代的台灣文壇，官方支持的文藝機構接二連三出現，文藝雜誌有80幾種，得到官方補助的有十幾種。
1982年國民黨第三次文藝座談會舉行，結論是成立文藝資料研究服務中心，“意思是，你作為執政黨，要勇敢地承擔起這些作家的資料研究中心”，封徳屏說，因而先有了“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後才有了依托於它的媒體《文訊》雜誌。
1983年創立時，《文訊》隸屬於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痼疾仍在，但文藝政策已經開放了許多。“經過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的論戰，80年代國民黨對台灣的管理開始走一條不一樣的道路，社會禁忌開始解除，被壓迫的力量慢慢顯現。”《文訊》雜誌前總編李瑞騰說，《文訊》創刊目的之一是拿刊物作橋梁，溝通人民和黨部，也溝通文藝界。
李瑞騰是《文訊》雜誌的第二任總編，當時宋楚瑜從新聞局換到文工會當主任，要求請外面專業的人士來編刊物，時任的《文訊》總編孫起明就找到了李瑞騰。“讓我來做的用意是，至少對外面的人講，不是一個黨工在做這個刊物，而是一個年輕的評論家。”李瑞騰當時博士在讀，同時也在大學教書，並擔任地方報紙《商工日報》副刊編輯。他接手後，請封德屏來一起工作。
《文訊》最初的三年，報道和討論都聚焦在一些大題目，甚至是文學運動和口號上，其中有為文學創作找出路，也有檢討文藝政策面的關注，相當符合那時的價值理念。1990年之後，《文訊》從通泛的外省、本省作家的文學報道特色中變得本土化，各地文史工作者的剪影漸漸浮上台面。
與一般以刊發作家創作為主體的文學雜誌不同，《文訊》早期較少刊發作家創作，因而與主流的文學刊物市場區別開來，但卻能和台灣文壇作家們保持良好的互動。“我們辦作家結婚照、少年時候的照片、第一本書等等展覽，充實我們的資料中心，變成文學史料，回頭在我們雜誌裡面登。”
除了展覽和一系列研討會之外，2009年，雜誌還開辟了“銀光副刊”，專門為65歲以上的作家發表作品，“中生代是市場當道，我們重視的是青年和老年這兩端。我們自己選了一條比較人煙稀少的路。”近五年來，《文訊》展開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橫跨日據時代、戰後初期到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時期。
在李瑞騰的記憶裡，《文訊》早期的銷售量在三四千册間，“但是它總會抵達它該抵達的地方，因為當時是黨部編印的，所以幾乎所有的圖書館都會有，大部分從事文學教育和文學評論工作的人，都會收到這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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