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這場鬥爭的結果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因為，就像經濟學家常說地那樣，激勵的因素始終在起著促進作用。而且，很少有用懲罰來作為激勵的。在尊重經濟學中（一種經濟學概念，核心觀點為：人活於世，本能地渴望獲得尊重，但是尊重無法用金錢買到，而是在人際競爭中相互給予的。所以，為了獲得尊重，人們會開展競爭行為，在競爭中獲得尊重，從而也有了進一步的其它人際交往與關係等），基本的人性是佔據首位的，而獲得尊重，恰恰也是人性的需求。對於斯諾登事件來說，如果給予其更多的是尊重，那么它將會作為先例，對後來的洩密者們起到激勵的作用。任何一種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即為劃分地位、辨別榮辱。對於尊重的本能渴望將驅使人們去追逐“能夠獲取尊重”的行為結果，而非去“自取其辱”。權威們急於給斯諾登蓋棺定論的行為並不奇怪，但是，這種進行最終決斷的方式卻是發人深省的，但同時也是令人沮喪的。
另外，對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撰文對斯諾登進行魯莽自大地心理分析與預想，社會應該就此感到極其羞愧。然而，布魯克斯那套愚蠢的、道德說教式的、又具妄自定性性質的說辭卻能被美國大眾所廣為接受，這就說明了美國人的自我反省還遠遠不夠。同時，文章指出，美國人沒有好好反省的，正是他們缺乏自省這件事本身。
文章稱，有些問題，美國民眾有探求的意義，而有些則沒有，但與此同時，這些問題都是終會令人痛心的。美國人如果要問“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敢於用這種方式挑戰權威”，那麼，這個問題還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要問“在一個以發動非正義戰爭而聞名的國家，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才會去加入特別部隊”或者“到底是什麼樣人在協助國家在民主公允的範圍之外，來秘密地進行活動”就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毫無意義。
文章指出，當然，對於後者來說，這些問題自然存在合理的解答，但這又表明了有許多美國人光是聽到這些問題都會覺得十分氣憤。
作者表示，他曾聽過對斯諾登的虛榮心、救世主情節以及道德不健全的推測。但卻從未聽過有人在為什麼樣的人會來擔任國家情報局局長而擔憂。原因何在？部份在於，美國的娛樂文化讓美國民眾都迷戀於秘密警探的傳奇逸事與士兵們的英雄傳說——最後以至於把這些浪漫的杜撰都當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