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輝撕下那頁紙寄回家，張高平正要撕，遭獄警制止，只能找檢察官張彪繼續申訴，張彪此時才留意到袁連芳，並建議張高平大哥張高發找馬廷新的律師朱明勇。張高平、張輝都寫信回家讓家人找朱。
朱明勇看到張輝在信中並不確信，“說不要急於確定，先摸摸底，準備準備家裡還有多少錢，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接下去的兩年裡，張高發在北京一邊上訪，一邊一家一家律師事務所打聽朱明勇。遇到訛詐也多，“有人直接說我們給你搞定，最多的開價300萬。”老家有人介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要價20萬，張高發同意了，回家準備賣房子，房子不及賣出，對方又說給20萬也不接了。
張高發第一次給朱明勇打電話時，朱並未在意，只讓他把材料寄來先看看。張高發捨不得寄快遞，寄了7塊錢的掛號平信。
2010年秋冬季節，朱明勇又接到張高發電話，興奮地說他到北京了，此時朱明勇卻在鄭州。張高發隨即坐上到鄭州的火車。朱明勇覺得他有農民樸實的執著。將近凌晨，朱明勇在一家修車店內的小旅館見到張高發。
朱明勇在2010年凌晨3：07的微博記錄道：“一位60歲的老人從安徽趕到北京，用木棍挑著一塊臘肉和一包申訴材料，都是給我的。可是他到了北京卻找不到方向，通過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於是老人又馬不停蹄乘火車趕到我所在的城市，剛剛看完他的材料，絕對的冤案，而且差一點兩條人命歸西。我心急如焚。的確我真的無力承受這樣一起又一起的冤案。他住在30元一晚上的‘賓館’，我踏著鐵皮樓梯，在昏暗的燈光裡找到房間，一看房間僅僅一張單人床，不僅沒有衛生間，還沒有門鎖，兩個人都站不下。我怕不安全，開車帶他到一家快捷酒店，120元一晚。在這裡聽到他講述一起驚天的冤案。我說申訴案子難度太大，不成想說著說著，這位老人竟失聲痛哭。”
連續兩天兩夜的尋找讓張高發睏頓不已，在朱明勇看案卷材料的時候睡去。“我知道他回家沒有睡，在看我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他來到酒店，就說了一句話：你的案子我免費接了，你回去吧。”張高發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兩年後的一個中午，當張高發和朱明勇一起站在浙江省高院門口時，張高發拍打幾下法院門口的石墩，硬拉朱明勇坐下，“他自己幾乎是跪在我身邊。”有人給張高發打電話找朱辦案，“他就那麼跪坐在我身邊，雙眼認真地望著我，對電話那端說：你要找朱律師辦案，那你得自己去找他，他到哪你就去哪找他。”這讓朱明勇又想起那個嚴冬的凌晨。
危險的江湖
20年前，在河南家鄉紀委工作的朱明勇從報紙上讀到一條消息：司法考試從兩年一考改為一年一考。“潛意識裡覺得，律師才是能夠伸張正義的職業。”他報了名，兩個月不眠不休備考，通過考試後第二年，拿到了律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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