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2日電／一個阿拉伯朋友告訴我，看到美國為了如何介入敘利亞問題爭論不休，他想起了一句阿拉伯諺語：“一朝被湯燙，十年吹酸奶。”
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被燙著了，越來越痛苦地關注著利比亞、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餘波，因此奧巴馬總統要謹防在大馬士革被燙到舌頭是有道理的。阿拉伯國家結束獨裁專制的轉型我們現在已經見識了很多，足以讓我們吸取關鍵教訓，了解在這些國家維持積極改革需要付出什麼代價。我們對這些教訓置之不理將是危險的，特別是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教訓。所有人都想忘記伊拉克，但它卻是極為切題的。
敘利亞和伊拉克非常相似：它也是一個人為形成的國家，一戰後在帝國主義國家達成的框架中成立。和伊拉克一樣，敘利亞的遜尼派、阿拉維派/什葉派、庫爾德人、德魯茲派和基督徒始終沒能心甘情願地在共同認可的規則下生活。因此，和伊拉克一樣，在其現代歷史的相當一部分時間里，統治敘利亞的不是殖民勢力，就是鐵腕獨裁者。在伊拉克的鐵腕獨裁者被我們推翻後，我們曾經希望它能穩步向一個多宗派、多黨派的民主國家過渡。在埃及、利比亞、突尼斯和也門，我們也是這麼希望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了1989年的東歐和2013年的阿拉伯世界之間的巨大差異。在東歐的大部分地區，被共產主義威權統治沉重壓抑的，是對民主廣泛且深入人心的渴望。因此，當威權被推翻後，這些國家在歐盟的扶助和啟發下，大部分都相對較快地轉而通過自由選舉組建了政府。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世界，處在威權主義重壓下的是對宗派、部族、伊斯蘭和民主的多種渴望。因此，當重壓被推翻時，所有這四種渴望同時浮出了水面。然而，對伊斯蘭的渴望一直是最具活力的，這種趨勢所受的扶持和激勵來自於伊斯蘭清真寺和波斯灣的慈善團體，而不是歐盟。而且，事實證明，對民主的渴望是最缺乏組織和資助的、最脆弱的。簡而言之，東歐大部分國家都變得和共產主義結束後的波蘭類似，而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則變得和共產主義結束後的南斯拉夫很像。
正如我說的，我們和那些發起革命的阿拉伯民主勇士希望，這些阿拉伯國家能實現從薩達姆(Saddam)到杰弗遜(Jefferson)的過渡，不要陷在霍梅尼(Khomeini)或霍布斯(Hobbes)里，也就是從獨裁專制過渡到民主，不要陷入伊斯蘭主義或無政府主義。
但要做到這一點，他們要麼需要一個外部的促成因素，在他們試圖用民主公民的精神取代宗派主義、伊斯蘭主義和部落制時，充當所有團體派別之間的調停人，要麼需要有自己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即一個本土人物，能帶領、鼓舞並引導包括所有派別在內的民主轉型。
眾所周知，美國就在伊拉克扮演了那個外部調停人的角色，而且剛開始時表現得非常糟糕。但最終，美國和伊拉克溫和派找到了從崩潰邊緣回歸的方法，擊退了遜尼派和什葉派暴力極端分子，制定了憲法，協助舉行了多次自由選舉，希望能產生伊拉克的曼德拉。可惜的是，他們選出了努里.卡邁勒.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身為什葉派的他沒有構建與其他派別之間的信任，反而重新造成了宗派分歧。數十年的零和政治難以消除，一方認為"我很弱小，怎麼能妥協"，一方認為"我很強大，為什麼要妥協"。
我相信，要想結束敘利亞的內戰，讓它走上民主道路，必須要有一股國際力量進駐整個國家，確保邊境安全，解除所有民兵的武裝，促成民主轉型。這麼做可能代價極高，耗時很長，結果也沒有保障。但我的觀點是，如果敘利亞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領袖能擔任所有派別的療傷者而非分裂者，那麼任何缺乏外部力量的東西都將失敗，外部力量能從頭開始重建敘利亞。鑒於沒有國家自願擔任這一角色（我當然不會推薦美國），我猜敘利亞國內的戰爭會持續下去，直到各方筋疲力盡。
同時，無論在哪裡，只要出現了我們認定為真正"好"的反對派，我們就應該增強他們的能力，但我們也應該在外交方面加倍努力，培養一個更可信的、由希望和解的敘利亞人組成的反對派領導層，要讓敘利亞各派別相信，他們在新內閣中有著平等的地位。（你沒法想象有多少敘利亞人是因為害怕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下台後會上來一個霍布斯或霍梅尼而緊緊抓住殘暴的阿薩德不放。）這樣，當交戰各方精疲力盡並意識到可能沒有贏家和輸家（在敘利亞鄰國黎巴嫩的內戰中，意識到這一點用了14年時間）時，就會出現一個公平的權力分享計劃。即便到了那時，敘利亞人也幾乎必然需要外部的幫助，以消除大家在轉型期間的疑慮，但我們可以到時候再考慮這個問題。
還有一種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一方徹底打敗另一方，並以此帶來和平。但那純屬妄想。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作者：專欄作家 托馬斯.弗里德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