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制度模式的特點英國哲學家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當回顧歷史，環顧全球，只要尊重客觀事實，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制度不僅是100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總體看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那，究竟應該如何解讀中國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
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說中國的政改是未雨綢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以領導權力的更替為例。中國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定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結束語最後，不妨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一段話作 中國復興的注腳。他在2008年7月參加中國經濟變革3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上說：“過去30年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中國以外的人對此並不十分了解，但我們都清楚中國的變化，對全人類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國的奮鬥是全人類的奮鬥。”在中國人看來，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並不僅僅是擔當了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不是從歐洲每年進口1,000億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進口7,500億美元的商品，也不是對歐洲的投資超過歐洲對中國的投資，不是減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多少債務和提供了多少援助，而是中國走出了一種新的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這也難怪《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無憂心地感歎：我很不願意地對我女兒說，你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顯然，當西方精英開始失去自信的時候，中國正迎來自己的自信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