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6日電／應該說，安倍推行的所謂“價值觀外交”，存在一種道德矛盾。4月4日，恰逢安倍晉三擔任首相100天。這3個月來，安倍的民調數字一直維持在高位，其原因何在？
新民週刊刊文稱，安倍再次當政後，他給人印象最深的行動就是“拼經濟”。上任伊始，安倍即推行“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這個概念是安倍好友中川秀直的“發明”，具體說該概念有三個核心，安倍稱之為“三支箭”，即“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以及“積極促進民間投資”。迄今為止，這三支箭中炒得最熱的，還是“大膽的貨幣政策”。
本來，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但剛上任的日本銀行總裁黑川宣佈，將實行量化寬鬆政策的總動員，這與“安倍經濟學”完全呼應。4月4日，日本銀行宣佈，為實現今年初日本政府提出的2%的新通脹目標，兩年內將日本基礎貨幣量擴大一倍，同時擴大購買更長期限的國債和風險資產。
從理論上看，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日元貶值有利於製造業的出口，也對吸引外國觀光者有利。但是，這一政策也存在風險，即如果製造業的對外出口增加無法惠及其他產業，以及日元貶值導致的通脹嚴重影響到國民生活，那麼政治家要承擔巨大責任。
既然如此，為何安倍還敢用這副猛藥？這與日本內外環境有關。最近兩年，日本媒體不斷渲染危機意識，在國民看來，當前日本處於非常時期，非採用非常手段不足以對抗危機。此外，安倍與財界、官僚構築的信任關係，也有助於其推進“大膽的貨幣政策”。
這100天中，人們還看到安倍在“賭外交”。他在不同場合強調日本的外交政策是要與相同價值觀的國家建立聯盟，這就是他的“價值觀外交”。為此，在100天中，他跑了東南亞、美國、蒙古等眾多地域，其核心之一是構築中國包圍圈。其實，安倍提倡的基本人權、市場經濟、言論自由等價值觀、理念，並不新鮮，那是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而非某個國家或某個國家集團獨有。另外，我們還應看到，亞洲國家之間既存在歷史和血緣上的聯繫，也存在文化上的共性。這些都是安倍“價值觀外交”無法涵蓋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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