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中國因素”提升的三大變化傾向
當前，美國市場中出現的三大變化傾向，或將是“中國因素”提升的條件。
一是美國頁岩氣(頁岩油)引起的能源革命，不僅將引起世界油氣供給結構的變化，也必將對世界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構成改變。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資源消費方。中美能源關係無疑將成為決定世界能源價格機制的最主要力量。
二是能源革命引發化工基礎原料價格下降，帶動美國製造業回歸，必將打破日本在化工原料上的壟斷局面，迫使日本加速產業戰略調整重組，為中國基礎化工原料產業，如乙烯產業的振興帶來機遇。中國的龐大需求和低於日美的社會成本，有條件參與全球性的基礎化工原料、傳統製造業和裝備產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的結構重組。中美產業結構的協調或將迎來新的時代。
三是基於上述條件的“美元強勢回潮”。美國能源的自主化，將大幅削減石油進口量，而美國對中東和中南美石油進口依存度的下降，也必將帶來海外安全成本和軍事投放的削減。如此，美國的經常收支赤字局面將得以緩解和改善。事實上，當前美國經常賬赤字主要由兩方面構成，一是貿易赤字，一是“政府轉移支付”(主要表現為對外軍事投放和援助)，其規模與美國海外投資收益和服務貿易順差相當。海外軍事投放減少，關乎經常賬赤字的填平，由此支撐美元幣值回升。鑒於美元強勢回潮，是基於經常賬赤字減少，即美元國際流動性供給減少，如此，這種美元升值不僅有利於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值，也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提供了戰略空間。
美重返亞太戰略的更大目標
從全球戰略角度看，當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更大目標，其實是印度洋及其北部縱深的印巴、中亞以及西部沿岸的非洲邊緣。
美國的此番回歸路徑是從北向南到南太平洋，然後橫向西折，經過印太兩洋要塞的東盟，眺望印度洋，印太兩洋戰略躍然紙上。重要的是，在兩洋的西北部邊緣，便是亞歐大陸的邊緣。這個邊緣和兩洋構成了美國亞太回歸戰略的重點關注範圍。如果說美國戰略的重點在東盟，那麼大陸邊緣的縱深便是印巴、阿富汗及中亞。而德黑蘭地處裡海沿岸，裡海、黑海、地中海橫貫俄羅斯主導的通往歐洲的油氣管道。其輻射區域便是中東、北非。印度洋的西海岸是蘊含豐富石油天然氣的非洲東岸。
近年來，正當世界將關注點集中於亞太的時候，印度開始主導構建印度洋版的“APEC”;歐洲則加緊了對非洲傳統勢力範圍的戰略影響。世界地緣政治的重心似乎開始“向西回擺”。奧巴馬政府能否在2014年完成阿富汗“無痕撤軍”，撤軍後又向何處“轉進”，似乎充滿了新的不確定變數。因此，美國的重返亞太似乎更有全球戰略重構的屬性，中國對此如何選擇應提上戰略日程。
應該認清的另一點是，金融危機後，“安全和貨幣”是美國關注的兩大主題，以日本企圖構建的“東亞共同體”為代表的太平洋西岸的“排美性”力量的整合，被視為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安全隱患。日本企圖主導該地區秩序的做法，引起美國高度警覺，是刺激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動因。
在美國看來，目前日本主導的“東亞制度日本化”，以及潛在的“日元匯兌本位制”，無異於地區制度的重構，無異於對美元體制的分割，直接導致東亞力量結構變化，對美國主導的秩序構成潛在威脅。所以，雖然美國推動TPP、瓦解東亞共同體並不是具體針對某一個國家，但日本主導推動的“東亞共同體”和背後的“日元體制”被美國視為對美元體制的挑戰，美日貨幣體制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而人民幣尚不具備國際貨幣的功能，中美矛盾以及中美貨幣矛盾仍屬於次級矛盾。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劉軍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