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角度看“中國因素”升降
當下我們考察戰略機遇是否還存在，是否還有可持續存在的條件，以及今後會向什麼方向發展時，“中國因素”是一個重要指標。
金融危機後，在危機對策上，中國與美歐日表現出不同的方式。危機初期，中國集中使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金融政策組合方式，一時間，日本為主的亞太地區對華出口擴張，在國際市場中“中國因素”成為最主要的投資和貿易風向標。尤其在日本股市中，“中國因素”一度成為投資者選股投資的唯一標準。而“美國因素”則更多表現為“投行”、“評級”、“債務上限”以及“失業率”等負面因素。
近年來，美國重返亞太、歐債危機、世界經濟下滑，加之中國經濟政策調整、抑制泡沫，導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因素”的負面表現突出。另一方面，美國實施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大力擠壓人民幣升值，並借“頁岩氣革命”展開美國製造複權，“美國因素”呈現複活傾向。這在日本製造業和出口業中表現更加突出。如日本的化工產業中，以中國為主要出口對象的住友化學收益明顯下滑;而以美國為市場的三菱化工則業績急升;以中國市場為主的建築機械股下滑，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豐田汽車股上揚。
“中國因素”和“美國因素”在日本市場的突出變化，形成了日本輿論主導的“中國經濟衰退論”，並演變為“戰略機遇期”終結論。顯然這種判斷忽略了中美經濟聯繫的基本關係。
現在還出現了一種令人不太樂觀的現象，即幾乎全球都在要求中國擴大內需，轉變生產方式，轉變經濟增長結構。那麼中國應該向什麼方向轉，怎麼轉?為此有必要研究一下1980年代日本面臨的同樣問題。
上世紀80年代美日發生兩大逆轉時，美國對日本同樣提出了擴大內需，開放市場，轉變生產方式，轉變增長結構，甚至要求日本進行顛覆“日本模式”型的體制改革。日本當年發表的“前川報告”，可謂對美國要求的“積極回應”。但當時的日本政府將“財政擴張”當成了“擴大內需”的手段，尤其在90年代泡沫崩潰後日本連續實施的“緊急經濟對策”、“綜合經濟對策”，進一步加劇了財政擴張的力度，而改革遲遲難以推進，經濟難以根本轉型，最終演變為“日本的累積債務”，發展至今天，演變為困擾日本經濟的病根。這是中國應該引以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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